钱镠（拼音：Qián Liú，852年－932年），字具美（一作巨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建者与实际统治者。他出身寒微，早年以贩私盐为生，后投身军旅，在唐末动荡之际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逐步崛起，最终割据两浙，建立吴越政权。尽管未正式称帝，但其在位期间对江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贡献卓著，被后世誉为“保境安民”的典范。
钱镠生于唐朝末年，正值藩镇割据、黄巢起义席卷全国之际。少年时家境贫寒，曾因相貌奇伟被乡人视为异类，甚至有传言称其出生时“红光满室”，预示不凡命运。年轻时的钱镠常与伙伴结伴贩运私盐，这在当时是重罪，却也锻炼了他胆识与组织能力。后投奔地方武装首领董昌，因作战勇猛、谋略过人，迅速崭露头角。886年，董昌自立为越王，旋即称帝，钱镠力劝无效，遂与其决裂，并率军讨伐，于896年平定董昌之乱，被唐廷任命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实际控制了今浙江全境及江苏南部一带。
与其他五代政权热衷扩张不同，钱镠奉行“保境安民”的务实政策。他深知江南虽富庶，但兵微将寡，难以与中原强权抗衡，因此主动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先后接受后梁、后唐的册封，获封吴越国王。此举不仅避免了战祸，还为境内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期。他大兴水利，修筑钱塘江海塘（后世称“钱氏捍海塘”），有效抵御潮患，保障农业灌溉；鼓励农桑、发展商贸，使两浙成为当时全国最安定繁荣的地区之一。史载“吴越富庶甲于东南”，实非虚言。
钱镠以杭州为都城，大规模扩建城池。他主持修建“罗城”（外城）与“子城”（内城），周长达七十里，奠定了杭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格局。传说他曾下令“腰鼓城”，即依山势曲折筑墙，以利防守。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西湖的保护极为重视，设立“撩湖兵”千人，专职疏浚湖底淤泥，防止西湖湮塞，确保城市水源与灌溉系统畅通。这一举措不仅惠及当时，更为后世杭州“人间天堂”的美誉打下基础。北宋苏轼后来治理西湖时，亦感念钱镠之功。
钱镠笃信佛教，广建寺庙佛塔。在其支持下，吴越国境内佛寺林立，尤以杭州灵隐寺、净慈寺、雷峰塔（初名皇妃塔）等最为著名。雷峰塔即由钱镠为庆贺其妃黄氏得子而建，后因《白蛇传》传说闻名于世。他还组织大规模刻印佛经，开创了中国雕版印刷佛典的先河。在文化方面，钱镠虽出身行伍，却礼贤下士，招揽文人，如罗隐、皮光业等皆为其幕僚。他本人亦能诗，有《巡衣锦军制还乡歌》等作品传世，其中“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一句，至今仍被临安人传诵。
钱镠晚年立下著名的《钱氏家训》，强调“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倡导勤俭、忠孝、读书、睦邻。这份家训不仅规范了钱氏子孙的行为，也成为后世江南士族家教的典范。其子孙如钱元瓘、钱弘佐、钱俶等相继继位，始终遵循祖训，维持吴越国近百年和平。978年，末代国王钱俶“纳土归宋”，主动将所辖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献予北宋，避免了战争，保全百姓，被宋太宗赞为“顺天命、识时务”。钱氏后裔遍布海内外，近代如钱学森、钱钟书、钱穆等皆出自此族，足见其家风之深远影响。
钱镠在历史上素以务实、仁厚、远见著称。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虽批评其“僭窃”，但也承认“镠起盗贼，而能保境息民，亦可谓贤矣”。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称其“知止而后有定”，赞其懂得进退之道。今日杭州仍有多处纪念钱镠的遗迹，如临安钱王陵、西湖边的钱王祠（原名表忠观）、钱塘江畔的“钱王射潮”雕塑等。每年农历正月十八，临安还会举行“钱王祭”，传承对其“保境安民、兴修水利、尊师重教”精神的纪念。
“Qián Liú”这两个拼音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位乱世枭雄的名字，更是一段关于智慧、克制与责任的历史篇章。在五代十国那个“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的时代，钱镠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不争帝号，只求民生；不尚武功，专注建设。正是这种看似“保守”的策略，让江南免于战火，文化得以延续，经济持续繁荣。他的名字，早已融入杭州的山水街巷，成为江南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当我们漫步西湖，遥望雷峰塔影，或行经钱塘江畔，或许还能感受到那位“海龙王”留下的深沉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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