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由官府捐资兴建，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声名显赫的岳麓书院历来备受世人关注，今年恰逢岳麓书院建立1040年，近日，网络上针对岳麓书院大门之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争论又开始热闹起来。
创立岳麓书院之前 岳麓山上书香袅袅
要说清楚这副对联的来龙去脉，首先得从岳麓山的书卷之气说起。
其实，早在朱洞创立岳麓书院之前，岳麓山上就书香袅袅，只不过那时的读书人读的是佛教经书罢了。
唐诗人杜牧《江南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是东晋之后建立于南方的四个朝代的总称，唐时，南朝遗留下来的寺庙建筑物在烟雨中若隐若现，无不扑朔迷离。显然，杜牧不仅仅是写景致，而是别有意蕴。
汉代，源于古印度的佛教文化浸淫东来，到了魏晋，佛教开始风行。 268年，名僧法崇禅师云游至深壑林海的岳麓山，他临清风峡，饮白鹤泉，瞰赫曦丹枫、长岛湘流，观禹碑风云，遂请准建立了湖南最早的佛教圣地灵麓寺，又名慧光明寺。第一缕佛光照耀湖湘，灵麓寺人称“湖湘第一寺”。281年，法导禅师来到岳麓山，对灵麓寺进行了增修扩建。南朝刘宋时，因朝廷大肆倡导兴佛，全国各地寺庙林立，佛风日盛。灵麓寺得到了朝廷的护持，不少官宦留书藏石，别构正殿，“建涅盘像于寺中”，“献贝叶经于层阁”，使灵麓寺的建筑更加完备。同时，“弱年慕道，笃志经籍”的北籍高僧法愍隐入住灵麓寺，讲经说法，弟子弥众。灵麓寺由此香火渐旺，成为“湖湘第一道场”。
到了唐代，灵麓寺改为麓山寺，盛极一时，寺院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殿堂华丽，声名蔚成大观，文人雅士竞相携游，或赋诗，或作文。寺内高僧，佛事日弘。北海太守、书法家李邕来到麓山寺，撰文书写了麓山寺碑以纪其胜。碑额篆书“麓山寺碑”，碑文为行楷书，叙述了自晋至唐麓山寺的兴废修葺及禅师宣扬佛法的情况，描写了岳麓山绝美风光。碑的文采、书法、雕刻都极美。此碑被称为“北海三绝碑”，对后人影响较大，宋代苏轼，米芾均袭基法，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每作大字，一意拟之”。杜甫、刘禹锡流寓湖湘，游历麓山寺，有“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之吟咏和“高殿呀然压苍巘，俯瞰长沙疑欲吞”之惊叹。
845年，唐武宗灭佛，麓山寺殿堂全部被毁。之后，麓山寺几度兴废，但仍不失为禅宗的重要佛寺之一。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素来喜欢兴办学校，他看中了岳麓山这块“风水宝地”，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由官府捐资兴建，方才正式创立岳麓书院。
“最牛山长”周式与“最牛名校”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创立了，但谁来负责具体办学事宜?朱洞之所以和陶岳、周式并列称之为湖湘文化的启先声者，不仅仅是他创办了书院，还因为他选对了岳麓书院的首任山长周式。
那个时候叫“山长”，用今天的话说，这些“山长”就是学校校长。
湘阴人周式似乎天生是一位教育家，很快，岳麓书院在他的经营下就小有名气起来。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慕名召见周式，欲封为国子监主簿，留他在皇宫做主讲。国子监主簿虽然只是从七品，但很多读书人皆羡慕这个职位，试想想，给皇家子弟主讲那不等于成了未来皇帝或者其他王子的老师啊!
宋真宗将这么重要的职位赐给周式，但周式却偏偏不爱，而是坚持要回岳麓书院做他的山长。宋真宗敬重周式但却又拗不过周式，只好赐对衣鞍马、内府书籍，并题赐“岳麓书院”匾额，让周式回潭州。
扛着“岳麓书院”匾额，周式乐颠颠地回到了岳麓书院。自此，岳麓书院开始名闻天下，学生由建院之初的60余人增至100多人，超过了当时官学国子监的规模。后与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江苏睢阳书院，并称天下“四大书院”。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教授刘绪义研究，岳麓书院从宋至清历经九百年，累计山长58位，有科举功名者32人，其中进士出身25人，有任官经历者38人，湘籍42人，他们都是高学历、士模范。“完全可以说，是因为这些'最牛山长’助岳麓书院修成了'最牛名校’。”
明代有一张《招长沙举人入岳麓书院文》的公告，“只有举人才能优先入学，其他额外生只招十个，'以处四方游学之士’。一次招生可以招多少人呢?清代规定三年一届，每届60名。”刘绪义说，在那个时候，举人是个什么概念?“那是可称'老爷’的人啊，不但有了做官的资格，而且还可以免除丁役……敢招'老爷’做学生，可以想知牛气冲天!”
刘绪义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些山长大都以书院为家，有的甚至毕生精力都在书院。
宋代到处都是书院，可当时朱熹就批评很多书院比较差劲，为什么?就是因为老师“以学校为传舍”，把学校当旅馆，住几年就走了。但岳麓书院的山长可不是这样。首任校长周式几十年都在书院;罗典执掌书院27年;欧阳厚均同样执掌27年;张栻1165年做校长时33岁，38岁进京，40岁再回来做校长，43岁才离开，主要精力都在书院;丁善庆做校长23年;王文清先后两次担任校长;末代校长王先谦一做也是10年。
在这些山长们看来，书院与官学并非对立，而是“和而不同”。在科举取士的大环境下，书院不可能独立于科举制度之外。因此，书院在坚守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去适应科举，并通过自身的努力纠正培养科举人才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生徒不但要会科举，还要有对文化、对社会的担当;既要掌握儒家经典，知道如何做人，做一个“致君泽民”的经世之才，也要学习具有应对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出为良臣，处为良士”。欧阳厚均担任山长期间，书院人才辈出，有识之士不远千里来求学。仅道光五年(1825年)就有28人中榜，其中，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等，几乎半部中国近代史都被这位“欧阳山长”的学生所写。
岳麓书院是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英才辈出之地
清嘉庆十七至二十二年(1812-1817年)，袁名曜出任岳麓书院山长。门人请其撰题大门联，袁以“惟楚有材 ”嘱诸生应对。正沉思未就，明经(贡生的尊称)张中阶至，众人语之，张应声对曰：“于斯为盛。”悬挂在岳麓书院大门两侧的这副名联就此撰成。
但这副被众多网友误认为“超大口气”的对联，并未如岳麓书院的环境那样清静。自清末民初，湖北和湖南即为“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此名句究竟系指的何处而争论不休，到现在已经打了几乎近百年的笔墨官司。湖南、湖北两省的网友和文人学士为考证此名句出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挖掘民间传说，引用古人书籍，但终因岳麓书院名气太大，只要一提起“惟楚有材”，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能吃辣椒会读书”的湖南人。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史所邵学海在《“惟楚有材”考略》中这样写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楹联撰于嘉庆十七至二十二(1812年-1817年)年间，时任山长袁名曜出上联，贡生张中阶对下联。下联语出《论语·泰伯》：“才难，不期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通常认为，上联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湖北网友好像并不买邵学海这个账。今年恰逢岳麓书院建立1040年，关于这副对联的讨论又开始热闹起来。不少湖北网友在网络和自媒体上发表文章认为：“惟楚有材”是出自清初湖广巡抚林天擎所撰武昌府学重修记中，将近一百年后，即书于匾额，并悬挂于武昌贡院牌楼。咸丰三年，贡院毁于太平天国运动，牌楼未能幸免。咸丰八年，官文、胡林翼重修贡院及牌楼，并请曾国藩重写了“惟楚有材”。
不过，不论岳麓书院的楹联，还是武昌贡院牌楼的匾额，湖南、湖北的网友有一个共识：其“惟楚有材”之“楚”，都指湖广的范围，即今天的湘、鄂均为古代的楚地。再者，“惟楚有材”的“惟”，非惟一的意思，故而不是一种夸饰的语句，有人将之解读为“惟有楚地出人才”，实是一个极大的误会。“惟”是语助词，没有实际意义。如《孟子·滕文公下》里就有：“惟士无田,则亦不祭”。“惟楚有材”在这里相当于“楚有才”，“惟”并不能简单地和“惟一”对应。 至于“斯”，是这里的意思。全联的意思或可理解为：楚国真是出人才的地方啊，岳麓书院更是英才齐聚之所。
曾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的朱汉民教授认为，岳麓书院历来是中国思潮变迁的大本营，两宋时期，岳麓书院成为新兴理学思潮的重地，朱熹两次从福建到书院讲学，一方面以复兴先秦儒学为旗帜，另一方面又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湖湘学派也于此时形成。明中叶，王阳明的心学思潮在书院大盛，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近代以来，书院学生魏源在国内最早倡导改革开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则一生都在实践着“师夷长技”。新文化运动以后，湖南更涌现出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
朱汉民把湖湘文化的特征总结为两点：一是非常强调心性修养、人格修炼，读圣贤书，这是理学的传统;二是非常重视经世致用，有一种豪杰精神。岳麓书院培养的学生、湖湘文化培养的士大夫，他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特征——把圣贤与豪杰这两种人格统一起来。
在中国古代传统教学中，强调读儒家经典、经史子集，而岳麓书院恰好有另一种传统，经世致用，重视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实用的知识与技能。“我在给一些重要嘉宾讲解'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对联时，通常都是结合中国近代史和湖湘文化来讲，其意就是指岳麓书院是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英才辈出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