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惠正
北宋王安石《元日》诗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放爆竹，贴春联、吃饺子，除旧布新，是人们传承至今的过年习俗。每到过年，便会想起父亲写对联、一家人卖对联的往事。
父亲写对联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出生在“毛笔之乡”莱州（原掖县），记忆中的老家是几代人住过的泥巴墙的房子，里面有泥巴锅台、泥巴炕、泥巴碗橱，吃的是地瓜和玉米面儿饼子，穿的是补丁衣服和裤子。父亲是一名民办教师，母亲务农，我和弟弟年幼，一家人也仅能勉强度日。
老屋窗户很小，屋里光线很暗，正屋中间两边的门框老得已包浆成深褐色。只有过年贴上对联时，老屋才会增添一抹红色的喜庆。我们管“买春联”叫“揭对子”，每年我家的对子不用“揭”，都是父亲亲手写。
父亲曾临过汉碑、清代莱州先贤翟云升的《东海神庙碑》及几本行书帖，有功底，后来常被借调到村里去写标语，年关义务为乡亲们写写对联。邻居们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都提着点心找父亲帮忙写写。那时候点心是好东西，也能为我们哥儿俩解馋。
1980年寒假，父亲说要和同事一起写对联卖，母亲应允。于是父亲和他同事晚上点着汽灯在办公室一直写到深夜，第二天早上天不亮再起来赶集去卖。我还记得晚上提着马灯去给他们送吃的，看到的是屋里到处都是写好的对联，闻到的是书香墨香炉烟味……那年除夕，父亲拿回来一兜子钱交给母亲，有毛票和钢镚儿，足足有几十元。数钱，我觉得那是母亲的拿手营生，一沓钱至少得数上个五六遍。
我们那里会写毛笔字的很多，每到秋冬，平度、高密卖纸的就会开车送纸过来。父亲平时晚上或周末写，腊月里早上赶集，回来再接着写到深夜。寒假里父亲会喊我打下手，帮着他抻纸。那可不是个简单的活儿，要双臂张开抻直了，将墨未干的对联平摆放到地上。我疲惫的时候，常因墨从字上流出来而挨父亲的训，我也常因不能贪玩儿而心生怨言。
写对联时要生炉子，一是冬天写字手会冷僵，二是对联也不容易上墨，墨要经常加热才容易纸墨相发。父亲干脆用铁碗盛墨，下面燃着一盏小煤油灯。
我完成了角色的转变
我天天看父亲写，熏出了墨香还有煤油味儿。渐渐地，我对写字也有了兴趣，经常会趁父亲抽烟时模仿写写。要说模仿，我算是个“天才”，三年级时我就能花一节课的时间模仿写出一张电影票。因为那时电影票和作业本的皮颜色单调，我就撕作业本的皮做电影票，电影票被我模仿得越来越逼真，而作业本的皮却是越来越少，加上作业完不成，我这个“天才”时常要挨老师的骂。等村里放电影时，我经常会拿着自制的“电影票”蒙混进去……
几年后，我写的毛笔字逐渐得到父亲的认可和鼓励，父亲苦于精力有限，于是就把写横批和“福”字的活都交给了我，他专心写大对联。对联的讲究特别多，数以万计个横批和“福”字就足够让我累趴下，还得写什么“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槽头兴旺”。但令我骄傲的是，我完成了角色的转变。
1986年我上初二那年，我家搬进了宽敞的新家。新家是母亲一手张罗盖起来的，沿街，和父亲任教的新盖的完小恰好是隔壁，这也无形中为我家写对联提供了方便。教室里宽敞，我和父亲写，母亲、弟弟、老舅、表弟打下手。写对联后续的事很多，比如干透的对联配好对、分成打，外面用几层厚纸叠成个“库”，“库”上写上内容，然后分门别类装箱。每天赶集回来还要补充大小对联、横批和“福”字，非常繁琐。写对联，卖对联，我逐渐成为主力。上高中时我获得了全校书法比赛一等奖，这自然有写对联的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初，集市上出现了字迹很亮类似于油漆的对联，对此父亲冥思苦想，并经常实验，终于研制成功。他用橡胶水化开沥青，与其他配方为伍，写出来的对联真的像油漆一样亮，在集市上颇受欢迎。或许凡事皆有两面性，这种颜料干得很慢且气味儿刺鼻，等对联稍干些，还得搭在木棍上等自然干透，没个三五天不行。冬天屋里又不能开窗，气味很大。尤其是母亲，她本身气管就不太好，闻着过敏，加上骑车赶集再受冷风刺激，就会咳嗽，再碰上感冒，整个年都会咳个不消停。
全家赶集卖对联
寒冬腊月赶集卖对联是顶遭罪的事。那时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骑到集上，身上会冒出一身汗，一会儿又会全身冰凉，极容易感冒。以至于多年后我和弟弟家都有了汽车，母亲仍会唠叨：“那时候要是有个汽车该多好！”卖对联，天天四五点起床，为了赶个大集常会舍近求远。有“长号”就不用早早去占摊位，“长号”得10月份就去预定，其实也仅仅是临近年关的那几个集。有时占了别人的“长号”，即使对联挂出来了也得撤下来，没办法，一挂一撤，没个把小时完不成，白受罪。寒冬的早晨那是奇冷无比，手脚冻得会跟猫咬一样钻心地疼，再遇上风雪天气，挂的样品会彻底报废。
那几年，我、母亲、弟弟、老舅，会在不同的集上各出一摊，算是卖对联队伍中的大户了。弟弟口才好又懂生意经，平时上学之余经常做个买卖，善于跟人打交道。我开始卖对联时，胆怯又不会卖，弟弟经常教我招数，我也摸索出了经验，成了行家里手。念对联也像唱喜歌一样，什么“天赐平安千载庆，门迎富贵万年春”“天开美景春光好，人庆丰年喜气新”等等。
我家的对联越来越畅销，同行们都怕靠着我或弟弟的摊位，怕他们的生意受影响。有一年同行们都说那年写对联的人普遍少，果真腊月廿八梁郭大集上对联奇缺，不到半上午，集上已经看不到对联了，而我家的对联数量多，对联价格也跟着涨了。那两个集，接连打破了我家卖对联以来的最高收入纪录……我家写对联，从几百张写到5000张红纸，解决了我家经济拮据的问题，在十里八乡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我家对联收入到5000元那年，我和弟弟都还不到20岁。
资料图 文图无关
除夕那天的集是“半半集”，我们弟兄俩各自卖的钱可以归自己，这是父亲给我俩的福利。那天对联尺幅或许不全了，但是横批和“福”字必不可缺，我会带上毛笔和墨汁应急。有一次，一对年轻夫妇打听写一对“喜”字多少钱，我知道在集上根本买不到“喜”字，于是我就壮着胆子说8块钱。我问过年为何要贴“喜”？他们说全家都搬到了烟台，贴上“喜”字意思是告诉大家已经结婚了。我说我也在烟台，就收5块钱吧！于是我蘸着带冰碴的墨汁写好了递给他俩，他俩非常感激地说，写得真好，谢谢帮了大忙……要知道，在那时我的两个字卖了5块钱，既让我自豪，也更坚定了我学习书法的信心。那些年我平时回家，父亲都会把提前裁好的横批打好捆和包装，足足有百余斤重，发到烟台的车上。父亲说，空闲了利用这些纸好好练练字……写对联，为我走上书法这条道打了底儿，卖对联也为我经营书画院提供了底气。
1997年冬，我辞职回家写对联，准备来年再作打算。媒人来提亲，去时我只带了一本跟别人合编的《钢笔书法字帖》。对象是我爸的学生，知道我的毛笔字好，同意了这门亲事。后来她告诉我说，即便是以后生活在农村，有这个手艺，生活也不成问题。她偶尔会跟我去赶集，有一次我们的摊位临近一个卖烧肉的，热腾腾的香味的确诱人，她说她想吃，我就买了一块儿，她拿着让我咬了一大口。邻近摊主们看到了，谑笑着我俩。
父亲写对联时经常说，等我退休了，每年给你们哥儿俩义务写上几千张纸去卖。可是到了2000年，我妻子和弟媳都生了孩子，我和弟弟也都有了自己新的职业。父亲的高级教师也转正了，不久后退休，和母亲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母亲帮我带着孩子，市场上浓黑粗笨的印刷体对联开始盛行，我家再也没卖过对联。
父亲解脱了，母亲到了年关也不再咳喘了，专心忙活一大家子过年的事儿。但家人们聚在一起，还会经常谈论卖对联那时的酸甜苦辣。父亲写对联写了30余年，算是真正退休了，他把一本老家留下来的手抄线装本对联集交给了我，算是交了接力棒，他早年承诺的给我们哥俩儿写对联的事也搁浅了。
时代在变，对联也在变，如今市场上很难寻觅到手写对联了。我回老家过年走街串巷时，不会再去驻足和欣赏每家每户的对联了。
后来我潜心钻研书法，连续多年赴京拜师学习，受益匪浅，并写些关于书法和对联的文章，有多篇论文获全国奖项。我先后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以及中国楹联学会书法艺术委员会委员。我知道，如果没有当初的这些刻骨铭心的感触和经历，或许就没有现在的这些成绩。
时代在进步和变迁，借用茅盾《春蚕》中“老通宝”的话：“真是天也变了！” 年年过年，新桃换旧符；年复一年，岁月催人老。对联，在我家曾经有过太多的故事。它改变了我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