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指导，江南时报社、江苏省楹联研究会、江苏省书法院、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携手主办的“2023南京地铁挂春联”活动现已进入楹联初评阶段。征集期间，在诗群和楹联群中看到征稿启事的李建东，旋即为南京站和夫子庙站构思两副联，这是他第一次为地铁创作。
李建东，山西晋城人，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南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南通市诗词协会副会长、南通市楹联学会副会长，目前主要从事美学和艺术理论研究。日前，记者采访了李建东，聆听了他对楹联的所感所思。
记者：请介绍一下您的两副楹联作品，并谈谈楹联创作的体会。
李建东：南京，是一座闳阔、美丽、婀娜多姿的城市。
我写的两联里，南京站联“驭长风，啸傲蛟龙城美奂；偎暖意，盘旋灵凤韵清新。”上联重雄姿，下联蕴人情，全联紧扣环城地铁，体现地铁和高铁呼啸运行的精神气势。
“抱北襟南，邀夫子再抒佳句；开天辟地，唤众生偕谱赞歌。”夫子庙站联上联“抱北襟南”与南京跨越江南江北之特殊地理位置有关，下联“开天辟地”意指地铁建设。上联“邀夫子”微观确指，下联以“唤众生”宏观泛指，且“邀夫子”“唤众生”之想象，与地铁运送乘客的功能相配。
我认为，创作构思的思路宜开阔、多变。上下联，立意角度应有别；各分句，推进层次宜明显。整联既要使人感觉到上下递进关系，又要能体会出一定的人文意义，激励欣赏过程鲜活起来。
记者：您是怎样接触到楹联的，与楹联有什么难忘的经历？
李建东：楹联是我的文化启蒙。我的故乡山西晋城称喜庆的春联为“嘎嘎”，大年三十贴春联为“贴嘎嘎”。四五岁时，大年初一就与哥哥姐姐上街看“嘎嘎”。上学后，还在作业本上记下喜欢的春联。再大一些，开始自制手写春联，年三十给左右邻居挨户送联。年幼时，这是我的骄傲，也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写联渐少，送联不再，但大年初一上街“看嘎嘎”的习惯一直持续至今——好的春联，确实走心动情。近两年我兼任南通楹联学会副会长和评论委员会主委，将楹联作为一个意趣盎然的审美对象，确实很有意义。
记者：您认为楹联创作需遵循何种规律？
李建东：任何艺术形式，都包含着“时间”因素，都是一种“时间”的艺术，而楹联创作的时间性更为凸显。创作者从构思到迹化（吟诵或书写出来）的时间短，读者阅读及领悟的时间短。所以，楹联是一项典型的在“时间”催逼下，较为急速产生创作及阅读效应的艺术。
很多古代才子都有急对或巧对楹联的经历，如“苏小妹吟联三难秦少游”等民间故事。他们将自己“急就章”所作的楹联，视为逞其“儒雅”之才与“诗文”之功的场合或手段。
记者：说到“诗文”之功，请问“联”与“诗”又有哪些关联和异同？
李建东：能诗者多善对，善对者亦能诗。诗者不研习对联，写不好对仗；联者不研习诗，撰不出意境。“联”与“诗”关系微妙，对联由古代诗词演化而成，“诗联不分家”是强调格律诗的“颔联”“颈联”在对仗等外部形式上，与楹联的一致。
楹联来源于诗，却不同于诗，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系统和范式。两者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首先，楹联创作的目的性不同于诗，楹联创作的动机与对象都是显在的。诗家揣“藏之名山”的无功利性，却紧随“传之后世”的功利性；而楹家大多是有“对象”、有“目的”地创作。所以鉴赏者与楹家的艺术思维主要呈“聚焦”状态，而非诗家主要呈“发散”状态。
其次，人们可以从对仗工稳的诗句中，摭取为联，但佳联扩展为诗，难度较大。这与联律的基本规定及联意更为多元的阅读指向有关。
最后，楹联作者的“前期修为”更重要，一旦进入创作状态，与赋诗需要的“推敲”“涵咏”不同，是倚马可待的。这就需要一种不同于诗词创作的独特思维。如有“诗思”的话，就会有不同于此的“联思”，包括启迪、顿悟、棒喝、擒纵、抑扬、奇崛、戏谑、反讽、反思、反衬、壮阔、高远、委婉、炽澹等一系列心理感应。制联者与赏联者的心理空间，因局限于有目的性的、特设的“话语场”，故没有写诗状态中较高的自由度；但这种种“限制”，又给予楹联创作与鉴赏另类空间和无限可能。
记者：您认为“地铁挂春联”活动有何创新性？
李建东：传统文化形式与新生事物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鸿沟，“地铁挂春联”就有力证明了这一点。楹联文化是一种综合文化，与诗、书法、传统习俗及地铁人文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在有限的地铁空间，传播着无限的精神需求与人文理想。
我历来认为诗家、联家的人格魅力是第一重要的，是创作好作品的前提及潜在力量。活动的征稿启事，对创作对象的介绍比较详细，截稿日期也比较宽裕。留有足够的创作时间，可客观地提升稿源质量，从这些细节可以感受到主办方的人文关怀。
江南时报记者 张梓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