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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大学士董诰（1740年—1818年）和我老家富阳窈口潘氏友于堂有过交集，源于董诰专门题写给友于堂的一副对联，内容为“古今来几许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件事还是读书”。对联悬挂在友于堂，言浅意深，代代相传，被潘氏友于堂奉为家训。
董诰专门写给潘氏友于堂的对联完成于何时？依据现有资料，考证董诰的生平事迹和潘氏友于堂的历史，把时间回溯到两百多年前，潘家和董氏的交集时间就聚焦到了清嘉庆二年，即1798年。这一年的上半年，董诰丁忧在乡的时段与潘家建造友于堂的时间相重合。
一、清嘉庆三年，潘家建造新厅，需要名家题字
先看潘家的情况。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潘氏第七世高祖元公（钰153）从后潘坞村移居窈口村后，因经营有方，财力充裕，先是辟建“树滋堂”（老厅）。
嘉庆元年（1796年），在第七世元公的牵头下，位于窈口村水口供祭祖宗的潘氏宗祠“聿追堂”建成，周璠在《富桐潘氏宗谱》中的《窈溪潘氏新建祠堂记》一文记载，聿追堂“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九月十八日，落成于嘉庆元年（1796年）十二月十六日，于六年（1801年）十一月十一日奉主入祠”。在建造聿追堂的过程中，第八世起仕公（濬146）是中坚力量，这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订立的《建祠议信》中有详细记载，族长是元公，起儒、起仕等四人担任总理之职，其时起仕公41岁。在1802年完成的《聿追堂》一文中也记载，“砚山君、南屏君督理其事”，南屏君即是起仕公，这些都说明了起仕公重点参与了聿追堂的建造，待到聿追堂在“嘉庆元年（1796）十二月十六日”落成为止，起仕公已经积累了建造厅堂的丰富经验。
据1876年《富桐潘氏宗谱》记载，在道光丙申年（1836年）浦阳进士戴聪撰写的《庠生潘见行府君家传》中，记有“府君潘姓讳起仕，其入学册名舆字见行，肇周太翁季子也。世居富阳栖鹤十四庄之窈口。”起初，族人主要利用湖源溪的水利之便进行木炭竹木贩运，但“薪炭竹木皆由壶溪载至场口达于会垣（注：省城、都市）分至嘉湖苏松，获利甚薄”。起仕公想到“竹之利在纸”，故“于本山设厂造纸运至金阊，其利数倍于竹”，从而“家业日饶他人”。其后，起仕公的纸张生意越做越大，“大江南北至直隶皆闻其名，潘姓纸到则争售之，买唐纸者皆问‘公方’、‘见行’字号”。随着纸张生意的发迹，家族繁衍“振振蔚起也”，“一门群从，补博士弟子员者后先继起”，“潘氏遂为富阳望族”。在资产丰厚、人丁兴旺和建设厅堂有经验的背景下，起仕公就自然而然萌发了建造“友于堂”的想法。
在1993年版《潘氏友于堂宗谱》中记载，起仕公“昆仲析居后，经营土纸，自办土纸厂十八所，所产标号“潘公方”元书白纸行销全国，富家一方”。而后，“清嘉庆初年约（公元1798年至1806年）建造窈口新厅”，可以说，起仕公建造友于堂是潘氏发迹的一个高峰。1798年，起仕公45岁，正是壮年时期，此时大儿子德宪已经22岁，可以搭把手，小儿子德怡公还未出生，
起仕公是邑庠生，《庠生潘见行府君家传》还记载起仕公“喜与文士交”。财力丰厚背景下建造起的厅堂只是形式，还需要“充满浓浓的文化气息”（史原，《传统审美特征在民间宗祠建筑中的体现》），集商人的精明和文人的雅兴于一身的起仕公肯定超前想到了厅堂的布置。伴随着友于堂建设，起仕公调动各种关系，盛情邀请当朝重臣为友于堂题词作画。
其一，请徽州老乡后代、乾隆五十八年（1793）状元潘世恩题写“友于堂”堂匾（“友于”出于《诗经》中的“维孝友于兄弟”）；其二，请姻亲嘉庆元年（1796）进士戴殿泗和戴聪叔侄两人共同完成中堂书画一幅。其三，想到了从上代（董邦达）起就与潘氏有交情的富阳老乡董诰题写大堂对联一副——毕竟董诰是当朝有名的大臣和书画家。时值嘉庆三年（1798年），问题是，当时董诰在哪里？董诰会给潘氏友于堂写什么呢？
二、清嘉庆三年，董诰扶柩归乡，居丧守制尽孝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嘉庆三年（1798年）初，时年59岁的大学士董诰正在富阳！
根据富阳资深文史专家史庭荣老师的研究，董诰曾经五次回富阳（见2016年4月9日《富阳日报》第8版《在新桐认识真实的“富春二董”》一文）：一次是随父亲归葬祖母，一次归葬父亲董邦达，两次是乾隆帝南巡扈从时借便探亲，一次是归葬生母邴夫人。根据我（熙113）的分析，董诰五次回乡具体为：
第一次回富阳是乾隆十二年（1747年），董邦达的生母华太夫人（董诰的祖母）卒，董诰随父亲董邦达回籍治丧。当时董诰8岁。
第二次回富阳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董邦达（时70岁，任礼部尚书）、董诰（年26岁，任金殿传胪）父子随乾隆皇帝第四次巡幸杭州，顺便探亲。
第三次回富阳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董邦达卒，享年74岁。董诰扶柩南归故乡富阳。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秋回京。董诰时年32岁。
第四次回富阳是乾隆下江南中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两次中的一次，顺便回乡探亲。
第五次回富阳是嘉庆二年（1797年），生母邴太夫人卒，享年77岁。董诰扶柩南归故里。董诰时年58岁，到嘉庆三年（1798年）三月，“葬母于富阳坑西四仙山”（史庭荣，《董诰生平及绘画年表》）回京。
“丁忧”就是祖制，原指遇到父母或祖父母等直系尊长等丧事，后多指官员居丧。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
嘉庆三年（1798年）是农历马年，董诰这匹“千里马”正丁忧在家，住在富阳，思考人生。
三、清嘉庆三年，得知董诰在乡，潘家请到墨宝
前面说到，我窈口潘氏友于堂在起仕太公的指挥下，正大兴土木，窈口村热闹非凡。董诰回乡的事，也肯定传到了起仕太公的耳里。想到新造的厅堂要请名人重臣题字作画，起仕公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董诰，因为当时富阳最大的京官董诰就从距离上来说，这一次是最近的，毕竟山村窈口与京城北京相距两千多里地，进京请墨宝太难了。
嘉庆三年（1798年）三月前的一天，潘氏起仕太公或亲自或者派人沿湖源溪往下，再渡富春江到达董诰大人的居所，目的很明确，希望大学士给潘氏友于堂题写墨宝。之前，潘家肯定提前将意图告知董氏了，双方一见面，基于上辈的交情和潘家的诚意，董诰欣然答应给友于堂题写对联。
此时的董诰，时年59岁，已经官至东阁大学士，暂署刑部尚书，位列军机大臣，属嘉庆皇帝的重臣。父母的先后去世和在朝廷的多年磨砺，对于人生的感悟，董诰应该有别于常人的想法。
想到自己的人生轨迹，想到对联对后人的激励，董诰在宣纸上写下了两句话，内容为“古今来几许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件事还是读书”，落款“蔗林董诰”，还郑重按上印章，分别为“董诰之印”和“蔗林”。董诰题写的对联在网上搜索后可以找到许多，但就富阳范围来看，这是董诰题写的唯一一副对联墨宝。
利用这个机会，我再次澄清一下，富阳龙门余荫堂和耕读堂、大源蒋家祠堂和大源董家祠堂也挂有董诰的这幅对联，我已经在多篇文章中进行了说明：那些都是近十年修缮后弄上去的，属于“贴金”。不明背景的人或以为是董诰题写给他们的，或以为是董诰在富阳题了多幅。显而易见，首先，关于“积德”和“读书”的对联董诰是专门题写给友于堂的，没有第二家；再则，相同的题联，按照董诰的水平和才识，会给不同家族题写同一副吗？现实是，除窈口友于堂的题联是正宗外，其余都是克隆版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幅对联写得确实好，引得别族纷纷引用。
经查询史料，清朝时期官员“丁忧”期间发挥自己的专长，题字作序的情况比较多。如清人窦克勤（1653—1708），康熙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丁母卒后归家丁忧，在此期间，窦克勤受人之托就曾多次题字和写序。
可以想象的是，请到了董诰大学士的对联墨宝，潘家人随即回家，找到了水平高超的师傅制作柱联。经过选材、拓写、刻字、油漆和上色等多道工序后，高155厘米，弧度宽34厘米，直径30厘米、厚度1.8厘米的柱联制作完成。这些数据是2015年7月，我潘氏三代五人专门去富阳区文物馆探访董诰对联真迹的时候，我和小叔国强（檀156）一起小心、仔细测量出来的。
至此，在窈口潘氏友于堂建造完工后，董诰的楹联与其余名家的匾额等一起悬挂在友于堂。董诰的楹联书法遒劲、对仗工整，读之朗朗上口，细细品味，意义深刻，闪耀着敬宗立德、大道至简的光芒，透过字里行间的熏陶和影响，不断激励潘氏后代奋发向上。
2016年1月酝酿初稿
2016年4月24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