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全文_从诗经到湖畔
中国的爱情诗源远流长，历史上有三次高潮:《诗经》、汉魏六朝、中晚唐。20世纪，在“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湖湘诗人”在爱情书中的倡导和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古典形式的开放自觉的道路。
一，爱情诗的古典形式分析
中国的爱情诗源远流长，《诗经》第一章《关雎》就是一首地道的爱情诗。“关关羽鸠，在江湖上洲”，从《飞鸟伴我飞》中，自然就联想到了世间男女的婚姻。这种看似比兴的手法，显然是源于人类的生命本能，即异性之间的吸引和追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已经从单纯的生理联想变成了男人对女人复杂心思的倾慕，而窈窕淑女的“窈窕淑女”不仅仅是对女性身材的赞美，更是男人对女性“审美”的结果。以关雎为先导，《诗经》时代的民间诗人从多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爱情生活经历:男女相恋、情侣相恋、婚姻破裂、女性被抛弃。“鸡住巢中，天快到了，牛羊都下来了，君子在役，何乐而不为呢？”(服务中的绅士)极其简单的叙述和描述，却表达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夕阳逼近羊牛圈的后期照片，天人合一的生活爱情剧。这种“以物换情”、“感时兴”的精神效果，被钱钟书先生精彩地概括为“忧色”，所谓“相思与日俱增”，“盖死与离别，哀思与前瞻，皆来于黄昏”。
《诗经》之后，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使得“以诗言志”、“惟礼义表情”的观念传播深远。《诗经》的质朴、真实不复存在，爱情在文学中的地盘日渐缩小。到了汉末，战乱频仍、朝代更迭的社会局面，动摇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崇尚老庄的玄学在士人中盛行，道教佛教在社会上的传播极为迅速和广泛。这种礼崩乐坏的社会格局，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觉醒和文学意识。爱情意识在文学中再次复活，“诗以情为基”的观念逐渐被学者们所接受。此时爱情诗的复兴主要表现在乐府民歌的创作上，即汉乐府和南北朝民歌。在这些民歌中，情诗占了很大比重，南朝乐府简直就是情歌满城。乐府民歌在继承《诗经》淳朴传统的基础上，丰富和拓展了爱情诗的表达领域。比如同样是爱情坚贞不渝的表现。《诗经·白舟》有一句简单的“死亡之箭不会糟蹋它”，而商鞅则用自然界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发生的五种现象来表达其坚定的态度，已让人觉察到其热情奔放。《想》中，女方因为爱人变心而将礼物烧成灰烬的行为，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上山摘萝卜》中人物关系的复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男人在“新人”和“老人”的对比中，相当矛盾。女方质问前夫时，既委屈又不甘心。这种微妙的三角关系在《诗经》的弃妇诗中是很难看到的。与此相对应的是，从汉末到南北朝，爱情诗的写作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从赋与比兴相结合到重比兴，从单纯的抒情到抒情与叙事相结合。《孔雀东南飞》用叙事风格讲述了一个至今仍在激荡的爱情悲剧。尖锐的矛盾冲突，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复杂的人物心理，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得益于叙事长诗这一体裁，也显示了文学作品表达爱情能力的增强，这在《诗经》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抒情名篇《西周曲》运用谐音、双关、暗示、象征等修辞手法，将抒情与叙事相结合，在时间序列的转换中塑造了一个悲凉缠绵的女子形象。其华丽的衣装(单衫杏红)、美丽的容颜(双鬓鸦雏)、痴迷的柔情(莲心全红)都有一种令人神往的魅力。当然，这些艺术手法不仅丰富了爱情诗的容量和内涵，也导致了爱情诗表达风格的变化——从单纯热烈到含蓄多彩，最终走上了“诗因爱而美”的道路。
“诗因爱而美”的确是陆机的一大发现。从“诗中有志”到“诗中有情”，既预示着文学观念的演变和深化，也为爱情诗的存在正名——感情是艺术的生命，爱情诗是“情中有情”而非“美”。它们是感情的纽带，是爱情的结，是“婉转依恋，怅然若失”。在《诗经·楚辞》中，恋爱的对象都是“既娇又笑”，“美要含蓄美”，所以很难看到女性的美。但在南北朝的民歌中，随处可见女性的情怀和爱情，她们的爱情热烈而豪放。“以前我不梳头，头发都遮住肩膀了。郎伸膝没什么可怜的。”(《南朝乐府·子夜歌》)罗尚身披红茶，玉簪月夜。走在春露中，你绚烂同心。”(乐府民歌《子夜四时歌》)...这些诗歌不仅是爱情的宣言，也是人们丰富的审美情趣和细腻的爱情心理的形象注解。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高峰，也是爱情诗创作的重要阶段。张的《春江花月夜》抒发了人与人之间的相思离别之情。该诗一改齐、梁、华的“艳情”风格，赋予爱情诗深刻的生命悲叹和哲理思考。“谁第一次看到河边的月亮？江在月初什么时候发光？人生代代不息，江月年年相似。不知江月照谁，只见长江送水。白云缭绕，青峰浦上无愁。今晚的船是谁的？项斯·岳明大厦在哪里？...... "在诗人的笔下，宇宙、自然、人类、生命、青春、爱情，这一切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他们美妙的幻想让诗人无限向往，他们的遗憾和缺失让诗人深受触动。诗摆脱了千百年来只求卿卿我我的“小家子气”找对象的态度，有了“大家风范”。它的柔情，它的随和的精神，它对自然美的赞叹，它对宇宙奥秘的探寻，它对青春爱情的向往
从初唐到中唐，唐诗呈现出万千景象。与其他学科的辉煌成就相比，爱情诗并不那么耀眼。诗人偶尔涉足爱情创作，兴趣在军队，在边塞，在静谧的山水田园，在壮美的大漠风光。只是到了中晚唐，爱情诗的创作才迎来了又一个高潮。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开始衰落，社会危机四起。大一统的儒家出现了很多裂痕，爱情意识重新崛起。以“只为人民疾苦而歌”为己任的白居易，不仅在多首诗中写下了《离婚记》，而且对唐和的爱情故事情有独钟，以至于应友人之邀，写下了著名的《长恨歌》。在诗中，他虽然对李阳的爱情有所抱怨，但当他写到对马嵬驿之死和唐对的“上寻碧空，下寻黄泉”的追求时，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伤心的泪水，把李的思念描绘得久久不散，把杨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把爱情的美好和力量写得淋漓尽致。晚唐继承了盛唐遗风，城市经济大为繁荣，人们的交往空增多:在宴饮，在楚馆密会，春游，听歌看舞，男女交往频繁，文人在其中与之合唱。况且，社会动荡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许多文人到隐逸放荡中寻求解脱，这些都成了“爱情意识”。白居易曾在《元九》一书中说:“从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常有仆从在乡校、佛寺、逆行、舟行吟诗。秀才、和尚、寡妇、处女，口中常诵仆役诗。这雕虫之术，不足道，但如今，风俗重矣。”在这里，白居易的代表作是以《长恨歌》为代表的爱情诗。万人背诵，如此庞大的读者群，以及空之前唤起的爱情意识，为爱情诗的创作创造了良好的接受环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晚唐诗坛的爱情诗重新焕发了光彩。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都有很多爱情佳作代代相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商隐。
李商隐不仅创作了许多以“无题”为题的爱情诗，而且在《诗论》中公开提出:“人显其五行，必咏而叹，以得精神开悟”。世俗的欲望，传统上被认为是洪水猛兽，在李商隐看来是非常正常的人类情感，应该在文学中表现出来。然而，李商隐的爱情诗几乎都是柏拉图式的、难以捉摸的爱情，“春蚕到死还会织，每夜蜡烛还会把灯芯抽干”；“虽然我的身体没有鲜艳的凤凰那样的翅膀，但我能感受到神圣的独角兽的和谐的心跳”，这些爱情心理抛弃了“欲望”的因素，这是一种精神交流。与元稹、白居易的诗叙事成分多，情节性强，人物、场景描写细腻不同，李商隐的诗省略了许多具体的人事，把生活的原材料提炼浓缩到只有一杯浓郁的情感甘露。这恐怕和他的人生经历以及对理想爱情的向往有关。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个极限，否则就会走向极端。如果说李商隐感受到了“夕阳无限好，被将临之夜埋没”的临终情怀，唱出了他无果的“柏拉图式”爱情，到了唐末五代，诗人只能纵情声色以逃避末世的来临，爱情诗又回到了宫体诗的老路——爱情褪色，色情崛起。至此，爱情写作开始进入歌词和小说领域，成为他们歌唱的无尽母题。涌现出《宋词》、《西厢记》、《桃花扇》、《红楼梦》等许多经典篇章。
二、湖畔社:爱情诗的现代分野。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爱情诗创作再次进入繁荣期。五四前后，在民主科学观念的影响下，沉睡的中国人开始觉醒，开始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悼念往昔的主人公子君高喊“我是我自己的，任何人无权干涉”。《沉沦》主人公大胆宣称，“我不要知识，不要名声，我要的是爱情，我要求的是异性的爱”。从周作人的《小河》和康的《窗外》开始，爱情诗的大幕缓缓拉开。1922年4月，湖滨社在杭州成立。潘默华、、应秀仁、王静之四位诗人专门从事爱情诗创作，先后出版了诗集《湖畔诗集》《春歌集》，掀起了五四爱情诗创作的新高潮。
湖诗人，一个诗人，生来就不怕虎。他敢于打破封建礼教和传统习俗，写出了五四青年对爱情自由和婚姻独立的向往和追求。王静之写道:“梅花的姐妹，为何不开免费的花？你怕谁？”(西湖诗词七)封建礼教说“非礼勿视”。它无视这种“仪式”，决心反其道而行之。“我得罪了人的非议，/我一步一步地瞟着我的心上人，/我好欣慰又好害怕”。大多数湖诗人的爱情诗都有这样的挑战姿势。他们直接表达对异性的向往和陶醉，其豪爽和直接足以让封建道德家瞠目结舌。在《不服从你的命令》中，王敬之写道:“我不崇拜，我不信，但我崇拜你！我认为你是神圣的。请允许我转向你。”对女性的崇拜达到了这样一种崇拜的程度，这是反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信条的。应秀仁的《你是水的姐姐》也有同样的叛逆精神。“姐姐，你是水-/你是清溪的水。/终日流而不悲，/老老实实地笑，/自然而然地引我忘了回家的路。”不仅年轻人渴望追求爱情，就连和尚也无法抗拒“生活的躁动”和“异性的爱”。“灵隐寺映春光旖旎，/被和尚压死的爱情，/现在忍不住沸腾了，/后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