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大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的消息，引发热议。其中，深圳是建市以来首度出现负增长。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公报，2022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为1766.18万人，较2021年末的1768.16万人，减少了1.98万人。
此前，北京、上海已公布了各自的人口数据，两地常住人口数量较上一年同期分别减少了4.3万和13.54万。5月12日，《2022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2022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873.41万人，比2021年末的1881.06万人，少了7.65万人。
随着北上广深常住人口齐齐步入负增长时代，标志着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已经来到了一个临界点，人口发展模式也必然面临改变，新一轮的城际人口洗牌开始了。
新城市志｜一线城市人口集体负增长，释放了哪些信号_澎湃评论_澎湃新闻-The Paper
对话经济学家彭文生：人口结构比人口总量更值得重视
是在 11 年前，经济学家彭文生出版了《渐行渐远的红利》一书。他以人口红利和制度变革为研究主线，分析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引出劳动年龄人口见顶后的难题：经济增速趋缓是长期趋势，中国经济会看到更多不平衡，而地产是未来五到十年最大的宏观风险。
著作出版在一个相对乐观的年代，当时人们谈论中国经济最常用的一个词是 “保 8”。企业家和消费者在次贷危机冲击后，虽心有余悸，但更多人相信压力只是暂时的。
人口更多被视为 “红利”，可以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关于人口问题，争论多停留在 “人多还是人少好” 这个层面，主要的声音是延续马尔萨斯精神的，认为中国人太多，构成巨大经济和环境负担的是多数派，呼吁谨慎放开二孩。
这是彭文生这本书写作的背景，也构成他的研究写作动力——经济学界对于人口问题的简单理解，以及对人口结构问题不重视的程度都超出了他的预期。
“我的焦虑在于这件事对未来社会发展影响如此显著，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意见分歧和争议。” 彭文生说。
2022 年，中国人口自 1960 年代以来首次减少，比前一年少了 85 万人，转折点比中外绝大部分预测早近十年。今年 2 月初，彭文生应约在北京国贸办公室接受《财经》采访，他如今是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对于这条新闻，他说，“盯着近一两年每年几十万人的变化没有太大意义，更值得重视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方向，当前的总量变化是过去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这是他关于人口问题一直以来坚持的观点。
看到十多年前忧虑的趋势成为现实，他想到的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三个世纪前写在《国富论》的一句话。人人都熟悉这位学者 “看不见的手” 的经典理论，但警钟般鸣响在他的脑中的却是这一句：“就一国的繁荣而言，最明确的标识是居民人数的增长”。
“亚当·斯密更多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人口增长。当然问题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但人口的增长是影响经济社会的一个根本因素，它必然有非常重要的系统性影响。” 彭文生说。
彭文生在 IMF 的 5 年和在香港金管局的 10 年工作经历让他作为经济学者能兼顾学院、市场和公共政策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时任所长蔡昉说彭文生的研究讲明白了 “人口结构如何塑造宏观经济格局”。
彭文生的观点在当时不受欢迎——繁荣时期的理性声音常常如此。至今他还记得书出版后，有一些评论认为过于悲观。在如今看来，当下正在发生的某些现实印证了彭文生的多数判断。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人口结构的黄金期，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 1980 年的 5 亿左右增长到 2010 年的 9 亿左右。叠加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全社会形成一段劳动力充足、家庭负担较轻的时期。人们可以存更多的钱，储蓄增加，获得现金流的企业可以更多投资、雇人，在金融周期的催化下，共同创造经济繁荣——这是人们为什么乐观。繁荣之下，收入差距扩大、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全社会债务率升高。随着一代人逐渐老去，年轻一代生育意愿减少，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深层次的影响开始显现。
2012 年中国 15 岁到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相比 2022 年的人口总数减少，这本是一个更早该注意到的信号。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占比快速升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0 年到 2010 年，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每 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要供养的老年人数）缓慢上升 3.55 个百分点，但在之后的十一年里迅速增加 8.92 个百分点、达到 20.82%。
因为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不同年龄阶段具有不同的生产、消费能力和意愿，虽然人口结构变化缓慢，但在物价、利率等金融因素的影响下，它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不像其自身的渐进变化那样平缓、均匀，彭文生形容，“就像地壳运动逐渐累积能量，最后的火山爆发只是累积后的集中释放”。
面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调节机制难以快速见效。2016 年中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随后三年的每年新生儿数量均低于政策调整前的预期下限。
日本常被视为前车之鉴。他们的老龄化在 1990 年代中期开始加速，至今未见拐点。全日本接近三成人口超过 65 岁，生育率再次逼近最低点。相比邻国，彭文生觉得中国劣势在于贫富差距较大和人口红利时期累积的海外投资更多是回报率较低的安全资产。然而，凭借全球规模第一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国还有充分发挥大国规模优势的窗口期。这也是他对中国人口形势相对乐观的地方。
理想情况下，一对夫妇平均生育 2.1 个小孩，才能回到足以维持人口数量稳定的水平。生育率的提振至关重要，彭文生认为，“接下去 15 年到 20 年是非常关键的时间窗口。”
如果有机会修改十多年前那本书，他觉得在促进生育率回升这个问题上态度该更激进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