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杠杆原理的情话
儒家思想应该是对中国文人影响最深的，它根植于骨子里，成为传统文化的脊梁，屹立不倒。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然后“仕途上下”，最后“穷则独善其身，富则济世”成为人生信条。从屈原的《离骚》到范仲淹的《杨玉娥娄机》，都可以看到它的渗透。
“仁、礼、智、信”五字箴言，在古代经典中更是屡见不鲜。从四书五经到千字文和弟子规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千百年来执行得很好。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家的确是中国文化的起点，其真正的哲学意蕴可以从儒家弟子宣传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中看出来。
儒家伦理本体论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仁、中和、五伦。
“仁”在《论语》中出现了六十多次，孔子用它几乎涵盖了他所能想象到的所有人类美德。
“仁”成了泛伦理的崇高品格。
“钟”在古汉语中是指“权”，即称重量的工具。它由一根木杆和一个重物组成，根据平衡和杠杆原理运作。
“中”则比喻和象征性地指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中庸公正；当然，就算你用了贬义词见风使舵，模棱两可，恪守中庸等等。
但在伦理本体论的内涵上加上“五伦”之后，色彩是可以改变的。
“五伦”首先是自然地与人打交道，即把“父子”这一代表祖先传承、祖先崇拜、生物传承、自然规律的时间地理原理作为伦理道德的首要条件，进而概括为君臣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兄弟关系的共时性系列，以自然秩序的历时性系列代表社会秩序的共时性系列，甚至成为文人乃至所有普通人精神伦理生活的核心内容。
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和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文人精神被异化了。
每一代都有很多烈士，但很难说他们是一个独立人格的体现。相反，他们依附于一个抽象的观念，并自愿成为其受害者。
建功立业，让自己的心在历史上熠熠生辉，并一再表彰和提倡忠烈的女性，让死亡成为一种隐秘的冲动，换来一个定格在荧幕上的完美姿态。
这种情况在明代达到了顶峰。
方孝孺朱迪并不害怕用慷慨的演说来消灭十大氏族，更不用说九大氏族了。你考虑到许多无辜的亲戚和学生的生命不从属于他吗？
当公务员被当众拖下水，被扒光衣服，被打屁股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用尊严和生命抗争的“正统”的价值？
如此愚蠢的勇敢是如此可悲。这种悲凉一方面造就了中国文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怒发诗人”下的不朽篇章。
结果，古代的学者不仅读圣贤的书，还听说了天下事。谈到国家安全，他们总是悲伤的，杜理科·傅的“虽然一个国家被分裂，山川和河流保持，春天重新回到树木和草的绿色，花瓣像眼泪一样落下，孤独的鸟儿唱出他们的悲伤”。
“新的鬼魂在那里哀号，旧的在暴风雨的黑暗的天空中最响亮”；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令后人哀》流露出深深的悲哀。
很少有人有王昌龄“金战穿金甲，楼兰不破一去不复返”的精神。
说到自己的命运，就像“同时天涯沦落人，我们相遇。我们理解。熟人有什么关系？。
”“我想到天地，没有限制，没有尽头，我独自一人，眼泪掉下来”是最沮丧的感觉。偶尔的一些“花言巧语取悦亲人，奏乐写书消愁”的闲情逸致，也是人生失意后的无奈感叹。
只有李白这种最潇洒的浪漫主义诗人，才会有“我生来有用，纺一千锭银子，都回来了！”喝醉后。
古代文人花十年时间研究诗词歌赋，为的是能够登上状元之位，施展宏图大志，兴国家之利，除国家之弊。
但是由于昏庸的君主和奸臣当权，很多人没有才华，甚至被陷害和排挤，自己的生命也岌岌可危。“上书朝廷，晚上八千元到朝阳路”的情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大有作为。
于是文人隐居山林，玩花玩虫玩鱼，以杀其志，只留下“我们把你的窗开在园田之上，手捧杯谈桑谈麻”的田园诗语。不甘寂寞的人偶尔会发牢骚“半夜苦不堪言，不问苍生鬼神”；野心家只能通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表示对国王的好感，以示仁义。如果他有幸得到国王的赏识，就会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以“进也忧退”来效忠国王。
这样的情绪能让我们不去担心它，反而去担心它吗？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形成了温和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决“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强行赶走“尼古拉二世”。他们只能过着像老虎一样整天陪着你的生活，最后悲痛而死。
所有的诗人和先贤都不会“花大钱买宝刀，却嫌一件貂皮、一件皮毛换一件酒贵”，诗人和神仙也不会唱出“数风流人物，看今朝”的豪迈诗句。
然而，儒家思想并不是中国唯一的古代思想。先秦诸子百家，汉代传入佛教，汉唐时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思想是所有学术流派中最传统、最持续的，但其他学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汉吴尊儒，其他诸子未泯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
因此，中国文化精神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
庄子的心、道、明、物、我是一体的，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空心灵的光明与空虚，就是人们常说的沐浴雪的精神进入文艺创作的精神境界的一瞬间。
老庄的深刻影响在于他们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旨趣。
它是一种看似无形，实则无处不在的影响。
另一方面，道家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柳宗元的《玉溪诗序》，再到苏轼的《红墙赋》都可以看出。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孔孟认为儒家是食品店，每天都是要吃的，而道家就像药房，有病可以去，有病就得去。
疾病就像一段混乱时期。如果你想拨乱反正，你必须研究道教。
道家包括兵家、纵横家的思想，甚至天文、地理、医学等等。所以，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文人，如果“生病”了，一定要去这家药店。
儒家对棺椁厚度大小和丧期的坚持，经不起庄生的一声大笑，于是儒道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大势力，分别代表道家和幽默派。
后来因为儒家有“尊王”之说，被帝王利用，或者士与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造成大一统的局面，世界上出现了腐败的儒家。
但道教的源头是浩瀚的，老庄的文章是神韵的，这使得它的效力不可磨灭。所以中世纪以后，看似儒教一家独大，实际上儒教和道教是分裂的。
中国人执政时信儒家，不相见时信道家。他们各自游览森林，歇息山川，陶冶性情。
中国的文学，除了皇家走廊和寺庙的文学，都是因为开明的道教。
画廊文学都是假文学，也就是经世之学，不是狭义的文学。
所以有真精神的文学，最深刻的诗词歌赋，都是回归自然的，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
如果中国没有道家文学，如果中国只有豁达的儒家道统，不知道中国的诗会有多无聊，中国人的心会有多压抑。
正始后，王得知，道家势力复兴，竹林七贤继续主张，于是他清理腐儒气味，展开了一场谈话。
在这种空的氛围中，道家心理深入人心，周秦思想的张力得到了充分的绽放，变得从容自在。比如，草木已在盛夏繁盛，进入豪迈深远的初秋。
由此，陶谦这位成熟的金末诗人，是由清王朝的玄言和魏晋的文学品格造就的。
陶谦的淡然自适，不像庄生的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
与屈原的《卜居》和《渔父》相比，他的《归乡》既有自恋，又没有激越悲愤之声。
他和庄子一样，主张回归自然，但在对世俗世界的批判上，却没有庄子那么犀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弯腰，世人却为那些为五斗米弯腰的人的愚蠢感到惋惜。
而庄生却把甘露称为待宰的圈养牛。
因此，当约翰逊到达陶谦时，他愤怒的笑声变成了温和的微笑。
这种深刻的遗产反映在许多文章中，从疯狂的《楼氏物语》到凄凉的《深山秋夜》。
然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儒道同源，却又互不相同。两个学派相对而立，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从而构成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
儒家主张礼乐教化，阐述治国安邦之道，被历代官方集团大力提倡和推广，成为社会、政治、道德领域的指导思想和正宗思想。还得到了国家教育制度的保障，系统地教授和普及，奖励经学研究，读经成为知识分子追求仕途的必修课。所以儒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很突出，居诸家之首。
而道家则重视自然无为而忽视礼乐教育，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对礼乐文化进行尖锐的批判，背离了日常的人伦生活。它具有隐士派和浪漫派的风格，所以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都不能成为官方的哲学，也不能纳入国家教育的官方课程，所以处于对立状态。
道家人物不求世道，无意功名不朽。他们不靠政治权威，却能自然形成一股流向社会各个角落的暗流，润物细无声。
表面上是儒显道隐，儒强道弱，儒热道冷。其实儒家和道家是对立的，很难区分。
人们常说，传统政治是外儒内法，外儒内法。我们也可以说，传统思想是外儒内道，外儒外儒是阴道，道中有儒，道中有儒。
如果中国只有儒家而没有道家，中国的文化就少了一半光彩。
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务实，注重现实生活，尊重常识，积极上进，做事力求合理，这是一方面；然而，中国人有着超越的意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操，心胸开阔，不断开辟超越常识的新的精神世界。他们向往超然、自由、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