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他们老师上课不让人打扰，所以杜主任总是安排我们星期天他们放假的时候去，带孩子玩。总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体会老师是怎样上课的，不知道孩子们是通过怎样的课来康复的。于是我们希望在他们上课的时候来实习，幸运的是杜主任一下就答应了。
于是我们就真正的坐在教室里和他们一起上课了，这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学校开设了四个年级，在每个教室里，黑板的旁边都挂着一张最新幼儿拼音挂图，还有一些用汉字同时又用拼音标出的日常用语。
即使是同时在，他们也有差别，听力好的，说话就很积极，不好的就很沉默，而听力好否，不只是先天的原因，还有助听器好坏的原因。父母都是疼孩子的都想他们快点好，但是经济条件限制，有的买不起好的助听器，虽然老师们没说，我想送孩子去本身就要花不算小的一笔钱。当上课你看到两个听力相差无几的人，表现有天壤之别，而这只是因为助听器价格不同时，你就会忍不住的为那个沉默的孩子难受，社会到处都充斥着不公，上天本来就让他们有缺陷了，还要用家庭的经济条件来制约他的治疗和康复。
那一节语训课可让我至今
都印象深刻，在一年级的教室里，老师正竭尽力气的喊，以让他们明白做土豆丝的程序刨土豆洗土豆切土豆炒土豆，让他们都读一遍，力求读得标准。然后，是发挥，“大家想一想，刨土豆的时候，用什么刨。”“洗土豆用什么洗?水，对，是用水，那，水还能洗什么?来一个一个的说。”“切土豆要先干什么，磨刀对不对?来大家和我一起磨。看看刀磨快了没有?”“然后要切土豆，大家都来切土豆，边切边说，跟我说，切土豆、。大家想把它切成什么形状?”“猜猜看，老师把它切成了什么形状?”“切好的土豆丝放在盘子里，满满的，像什么?大家说像什么?”“然后干什么?炒土豆，放在哪里炒?”总之，课堂上，老师会尽力想出很多与之有关的内容，然后，鼓励他们尽量说出来，老师会看着他们发音标不标准，口型正不正确，边说边训练，边玩边学。黑板上的字都注了拼音。
老师不仅是老师，是朋友，是慈母。孩子们最听的就是老师的话，上课铃声一想，老师说上课了，一二三，坐好。他们就全部坐好了。“老师好”，要是声音较小，或是有人发音不准，老师就说，“不好”于是又重新喊“老师好”，有时重复喊几次。那次，老师说：“还有呢?”然后拿眼睛瞄了我们一下，聪明的小朋友们就大声喊：“姐姐好。”“姐姐是来干什么的呀?来看我们说话对不对?那我们说得好好的给姐姐听好不好啊?”上课时，有人针对别人的话反驳不停，老师会说，你真棒，他的话你都听见了，但是要放在心里，上课不要说出来。有时，小朋友的耳朵痒、头疼，老师会赶紧去看。
最后我们也体验了一下当他们的老师的感觉，大声、很慢地问：“今天，老师教你们学了什么?”“你们说，这铅笔是用什么削的，这支呢?”“你们是喜欢用卷笔刀削的铅笔，还是喜欢用转笔器削的铅笔。为什么?”还好，他们都能听动我的话，还很配合，互动。当然，感觉不像老师上课时那么积极，我也不能像老师一样，能从一件事，一句话，引出很多话让他们说。不过老师说：“你讲得不错嘛!” 让我很是自豪。
斯金纳的强化作用在学校里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强化作用是塑造儿童行为的基础。他认为，操纵好强化技术，就能随意塑造出一种教育者所期望的儿童的行为。老师们对孩子们的肯定是孩子们良好行为发展的方向。
不过，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因为家庭或听力障碍程度的原因，有的聋儿十几岁别的正常孩子读初中的年龄还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根据埃里克森的人生发展阶段的理论，每个阶段的需求和发展的人格不同，如果把他们也和五六岁的孩子同等对待，那会很不利于他们以后的发展。
摆脱无声世界,走进正常的生活，是他们的成功的目标。杜老师的儿子就是先例。他三岁时意外重度耳聋，医生都说没有希望了，但是杜老师不信，坚持用爱和科学的语训方法来治疗，终于能说第一句话，然后上了正常儿童学校，接着考上大学，现在已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有父母般对他们的老师，还有多年来总结的教学经验和语训的科学方法，还有社会的关爱，这些聪明的孩子们一定会在努力之后回到我们正常的生活中来。
从实习中我更深刻的认识到，聋儿的听力有障碍，但是智力正常，对待他们完全可以像对待智力正常的孩子一样，只是需要耐心，耐心的和他们交流，让他们明白你的意思。
另外聋儿语言训练要讲究科学方法：交往第一的原则，实用原则，灵活多边的原则，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停顿、持之以恒，语言要有趣味性，先求数量、再求质量，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相结合，多给孩子一些信心和力量，生活即教育的原则，要通过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反过来促进语言发展。
作为听力康复中心的老师，要付出比双倍的汗水去浇灌花朵，而作为社会工作者去实现我们的专业价值，将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