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铸
清代宁波天妃宫照片（德国恩斯特·柏石曼摄）
北京社科院历史所郑永华在《北京档案》披露了新发现的一副清代乾隆皇帝御赐湄洲妈祖祖庙对联，这无疑对充实湄洲祖庙的历史文献、进一步认识祖庙历史地位和保护好湄洲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乾隆御赐湄洲妈祖祖庙对联资料被发现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库房角落，这是一份奏折的附件清单，篇幅仅两页，原件上未署上奏时间和上奏人姓名，字迹也较为潦草，应该是一份底稿。郑永华文章（以下简称郑文）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资料查证，此稿是嘉庆十一年（1806）九月福建巡抚温承惠（字景侨，山西太谷人）上奏皇帝再赐湄洲祖庙匾联奏折的一个附件清单，用意是“以备嘉庆帝书写时参考”。这份清单内容为：
谨将湄洲天后宫内列圣匾联，敬录语句，恭呈御览：
圣祖仁皇帝匾额——宏仁普济。
世宗宪皇帝匾额——神昭海表。
高宗纯皇帝匾、联——翊灵绥佑。
灵佑靖沧溟，大德黎元永赖；
精诚著桑梓，神功肹蚃常昭。
原上联的“大德”被郑文误录为“大海”。“大德”对“神功”，皆咏赞妈祖的功德。“黎元”（百姓）所赖者为妈祖的“灵佑”之“大德”，讹作“大海”则一字之差，谬以千里。下联中的“肹蚃”也写作“肸蚃”，是个多义词，这里是神灵感应或灵感通微的意思。
此件资料虽没有记载乾隆所赐湄洲祖庙的时间，但按其相配的匾额“翊灵绥佑”四字，可知确是乾隆五十三年特赐湄洲祖庙之用联。因为在嘉庆敕撰《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四百二十七“兴化府·仙释”中载：“[宋]天后，世居莆之湄洲屿，宋都巡检林愿第六女。始生时，有祥光异香，长能乘席渡海，驭云游岛屿间，雍熙四年升化……乾隆二年，加号福佑群生……五十二年，赐‘翊灵绥佑’额。”而“翊灵绥佑”匾，所搭配的应该正是此联。据《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载，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1787年12月20日），闽浙总督李侍尧曾为福建妈祖庙修缮及进呈匾、对尺寸事上奏折，主要因由就是福康安得妈祖护佑，平定了台湾林爽文事件。十一月二十六日，军机处为发下御书天后宫匾额对联供器致福建官员徐嗣曾知会，指出：“发下御书天后宫匾、对各二分，供器珠幡各二分……将一分送天后本籍兴化庙内安奉，一分于厦门海口天后宫内敬谨悬挂，以昭妥佑。”据军机处录福建布政使伍拉纳所上奏折可知，湄洲妈祖祖庙正式张挂乾隆御赐匾、对及安奉珠幡供器完成的时间是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1788年3月30日）。奏折中称：“皇上御书匾、对并珠幡供器、藏香等项，奴才敬谨将匾、对刊刻完竣，亲赍至兴化，由贤良澳渡海泛舟抵湄洲地方，择吉于二月二十四日，敬将御书匾、对、珠幡等项，于庙内张挂供奉，拈香行礼讫。伏查湄洲天妃庙宇，建造有年，规模本属宏敞，今蒙皇上特颁宸翰并发内府供器，光腾楹栋，色灿几筵，更足以肃观瞻而隆昭报。”
伍拉纳(1739-1795），爱新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由户部笔帖式，升张家口理事同知，乾隆五十年升任福建布政使。平定台湾林爽文之乱时，伍拉纳主馈军，往来蚶江、厦门，事定，赏戴花翎，六月，迁河南巡抚，未及赴任，乾隆五十四年正月，转任闽浙总督（按：《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误把乾隆五十三年任福建布政使的伍拉纳介绍作“闽浙总督”）。由伍氏奏折来看，当时湄洲祖庙张挂皇帝御书匾、联，安奉珠幡供器和藏香的仪式是颇为隆重的。
关于湄洲目前刊刻的另一副乾隆皇帝御赐联，即：
忠信涉波涛，周历玉洲瑶岛；
神明昭日月，指挥水伯天吴。
郑文认为是乾隆赐予苏州天后宫（按：应为三山会馆）专用联，今人“推测祖庙确实得到此联”，提出祖庙使用此联“实属讹误”，因此建议湄洲祖庙把现有的“忠信涉波涛”联移置他处，以为纪念，同时将在档案中最新发现的御联重新摹制悬挂于祖庙大殿。这个建议有一定创意，但认为“忠信涉波涛”联就是近年“有关人士”推测“摹刻复制”的却不尽合史实。在清代乾隆朝林清标《敕封天后志》卷二中已记载此联，可见为“御赐”对联则无疑，《敕封天后志》作者林清标为莆田人，书成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此时林爽文事件尚未发生，林清标此时所见此联必为湄洲祖庙所挂联。嗣后光绪朝杨浚在所撰《湄洲屿志略》卷一中同样记载此御赐联并“德孚广济”匾。杨浚原籍晋江，徙居侯官，他亲自考察过湄洲祖庙，因此必然也是亲见此联。退一步讲，即使此联是原专赐三山会馆的，湄洲祖庙和天下其他天后宫仍可镌刻使用。宁波天妃宫（福建会馆）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从清季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留下的照片来看，该宫大殿镌挂的也是这副“忠信涉波涛”楹联，因此，祖庙及天下天后宫使用乾隆御赐联并不存在什么“讹误”问题，所谓“世界妈祖同一人，天下信众共一家”。
据背景推测，“忠信涉波涛”联可能是御赐于乾隆二十二年，因本年乾隆御赐妈祖庙匾对最多，如本年八月杭州新建的海神庙也得“御书匾额、对联、碑文”。湄洲祖庙的这副御赐联最早张挂时间尚有待进一步考证。郑文建议把此次新发现的御赐对联原迹“摹制悬挂”不甚可行，清代御赐的匾联一般由翰林院翰林拟写，皇帝批准或御书后颁发。但此联的原迹只是一份稿，并非真正的所谓皇帝“御书”，故其书迹不适合摹制。另，郑文认为“清代皇帝赐给各地妈祖庙宇的匾额颇不少见，但颁赐的御联却仅有三副”，此说亦不符史实，实际上，清帝御赐妈祖庙宇对联数量远不止三副。就乾隆帝来说，除以上湄洲祖庙二副外，乾隆十六年还赐予江苏淮安惠济祠天后宫对联五副。乾隆二十二年，又赐予苏州霞漳会馆天后宫、苏州邵武会馆天后宫对联各一副，赐杭州海神庙一副。乾隆二十七年皇帝第三次南巡，再赐淮安惠济祠天后宫对联一副。乾隆三十四年，乾隆第四次南巡，又赐淮安惠济祠天后宫对联三副，以上见载于《钦定南巡盛典》（郑文误为《钦定南巡圣典》）及清宫档案。可见，单乾隆皇帝赐予各地天后宫的对联至少有14副。
总之，嘉庆皇帝于十一年赐予湄洲祖庙匾联之事，从未见文献披露过，据说皇帝的朱批是“另行书写发往”，可见此事为历史事实。但嘉庆帝此次所赐湄洲祖庙的匾联具体内容究竟什么，是照抄乾隆朝旧的匾联，抑或是新拟，则有待新文献的发现和有关学人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