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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祠“攻心”联中的治国策
武侯祠对联攻心联（武侯祠对联赏析）
图片源于头条百科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对联名为“攻心”联，是清代政治家赵藩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参观成都武侯祠时撰写，至今依然是武侯祠对外宣传的招牌之一。由于“攻心”联中暗含有深邃的治国理政观点，该联自诞生起便衍生出了各类解读与释义。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1958年参观武侯祠时也曾于此联前驻足凝视，思考联中的治国之道。
对于联文中上半联的解读，学界无太大分歧，认为赵藩引用“令反侧子自安”即汉光武帝刘秀击败强敌后不再追究己方暗自通敌者的这一心战典故，意在正面评价蜀汉丞相诸葛武侯于南征时所采用的攻心策略。《出师表》有云“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蜀汉南方的不毛之地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彼时称之为“南夷”。实力占绝对优势的武侯充分展示仁者之心，对于南夷叛军没有斩尽杀绝，特别是对于叛首孟获屡擒屡纵，即后人口耳相传的“七擒孟获”，最终使其诚心归降。据史载，在孟获归降的十多年内，南夷又发生过几次叛乱，面对复叛的夷人，武侯不再举大军征讨，而是设最高军政长官“庲降都督”一职治理南夷。任庲降都督的将领不但要具备过硬的军事素养，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协调汉人与夷人的关系。武侯先后提拔了马忠、张嶷两位将军，二人尊重夷人风俗、懂得恩威并施，先后担任庲降都督数十年，深得南夷人心。后来马忠年老病逝于任上、张嶷在北伐战场上马革裹尸，夷人得知后无不悲泣，为两人立庙祭祀。蜀汉最后一位庲降都督名叫霍弋，同样是位合格的长官。《华阳国志》中记载，霍弋在任期间“抚和异俗，为之立法施教，轻重允当，夷晋安之”。因为他的政绩出色，哪怕在蜀汉亡国后，西晋朝廷依旧继续任用霍弋治理南夷。
从几人事迹可以看出，自武侯之后的蜀汉历任镇南重将都继续秉持“攻心为上”的理念，对夷人都是倾心安抚，夷人在马忠、张嶷去世后会立庙祭祀，偶有的南夷复叛也未对蜀汉政权构成威胁，这都充分反映出自武侯再到马忠、张嶷、霍弋等人深谙“攻心”策略才是消解少数民族隐患矛盾的有效手段，即赵藩所言的“从古知兵非好战”，也正应了诗圣杜甫在《前出塞》中的名句：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治侵陵，岂在多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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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心”联中的下半联，是赵藩告诫日后治蜀甚至治国者出台政令切记审时度势的警示之言，而下半联也是学术界争论的地方，争论焦点在于赵藩所指的“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所指何事。一言以蔽之，现在的解读大都站在统治者以权衡内部派系实力为切入点，这样的解读难免会忽视其他因素。
《三国志》载，诸葛武侯治蜀期间制定并颁布了名为《蜀科》的律法。这部律法立法严峻，执法严格，用时人评价就是“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任何人都不得例外。严刑峻法旨在抑制大族豪强，让能者上庸者下，不过蜀地豪强的利益一旦受损，难免让他们对朝廷产生恨意甚至敌意，史书中亦载蜀地“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所以在武侯去世后，出于为获取大族豪强支持的需求，朝廷频繁宣布大赦，以此矫正武侯时代的执法严峻。大赦，是指对已判罪犯实施赦免或减刑。纵观古代史，封建帝王往往以盛世施恩为名赦免犯人，但蜀汉后期的大赦多数并无理由，完全随性而为，且次数过于频繁，甚至可以称为“滥用”。史载，武侯在世时曾坚决反对大赦，给出过“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观点，仅于青年皇帝刘禅继位的当年颁布过大赦令，而自武侯去世（234）直至蜀汉亡国（263）的二十九年间，朝廷共颁布大赦令十二次，平均二到三年一次，完全谈不上“审时度势”。或许武侯严法治国会产生副作用，但频繁大赦的弊端更为明显：首当其冲的就是国家律法遭到亵渎，作恶者会更加肆无忌惮，而且大族豪强非但不会对朝廷感恩戴德，反而会更加轻蔑藐视，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赵藩所谓的的“宽严皆误”了。
综上，赵藩的“攻心”联可以做出总结性解读。
上联：面对蜀汉夷人叛乱，武侯“七擒孟获”以诚服人，马忠等庲降都督也都恩威并立、倾心安抚，让南夷直至蜀亡也未再构成威胁，几十年来的地区稳定与民族和谐印证了“从古知兵非好战”的真理。
下联：武侯长期以严法治国固然有“过度”之嫌，但朝廷为取悦大族豪强频繁大赦更不可取，前后一严一宽都没能完全做到审时度势，以上教训希望“后来治蜀（者）要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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