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源于《周易》的《革卦》与《鼎卦》，后世将其合二为一作为成语，表达除旧用新的意思，与因循守旧相对。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渊源，是中国历史上创新思维的集中体现，并在现代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革故鼎新的思想溯源与内涵
先秦元典中提出的革故鼎新思想，为后世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传承。他们或对革故鼎新的观念不断进行诠释、阐释、弘扬，或倡导政治上的变法改革、风俗上的移风化俗、治学上的精进不止等，把创新和变革贯彻到各个领域。
这是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封面。
革故鼎新思想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改革变法、除旧布新。在中国历史上，革故鼎新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周文王和周武王在革除商朝的暴政后，倡导“以民为本”，推行“民本主义”理念，实行分封制度，推动了社会各方面发展。战国末年商鞅指出，治理之道不是随意制定的，必须依据于理和势，不能一味复古。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观点。稍晚于商鞅的韩非也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主张。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法制要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表达了排除万难、推行变法的改革决心。
革故鼎新体现在社会领域，就是要移风易俗、明德、“新民”。“新民”由宋代思想家朱熹提出。他将《大学》中的“亲民”改为“新民”，其意就是要革除旧弊、去其旧染、使民更新、教民向善，实现移风易俗。
革故鼎新体现在文化领域，就是不断进取，勇于创新。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等思想大家。他们阐发的精妙哲理，至今仍涵养着中国人的智慧。在先秦诸子之后，每一代思想家、文学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勇于创新，不断精进，在文学上有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多种形态的作品；在书法领域就有隶书、楷书、行书等不同字体，在科技上涌现出了鲁班、李冰、蔡伦、张衡等名家。他们的成就既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也是激荡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文化底蕴。
革故鼎新思想在古代、近代中国的实践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都较推崇革故鼎新这一理念，并试图在其所处的时代中实践这一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论断，主张通过个人努力和自我改造达到革故鼎新的目的。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施行变法，废除了许多旧制度，实行县制、奖励耕织和军功等一系列新举措，迅速使秦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壮大起来，为其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之后，秦汉封建王朝继续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与革新等措施，秦始皇进行了法制建设和郡县制度改革，汉武帝推行了法家改革和五铢钱铸造，这些都是对革故鼎新的实践。
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起良村，因传承沿袭千年的“蔡侯纸”制作工艺而远近闻名。“蔡侯纸”俗称汉麻纸，通常以楮树（构树）皮为原料，沿袭蔡伦发明的造纸古法手工制作。
唐朝时期，唐太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革新，如推行科举制度、实行平均地税制等，造就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宋朝时期，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实践之一，主张通过改革税制、军制和学制等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明朝时期，张居正变法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试图除去旧弊顽疾进行自救，特别是一条鞭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财政危机。清朝的雍正皇帝也进行了铁腕改革，敢于触动权贵集团的利益，推出了摊丁入亩、一体纳粮、改土归流等措施。
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是否能革故鼎新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因此，启蒙思想家们纷纷疾呼，守旧将亡国，创新能强种，号召国人锐意求新。魏源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社会改革主张；洪仁玕认为“凡一切制度考文无不革故鼎新”，人也要“力求自新，转以新民”；资产阶级 “维新”一词，便是取自“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意；孙中山更是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训。
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后，对革故鼎新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与倡导者，陈独秀号召：“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他提出，不断创新，不断创造，才能不断进步。
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仁人志士不断丰富革故鼎新的思想及实践。在近代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又赋予了其新的内涵、路径、类型与关系。一是强调革故鼎新的本质在于不断突破、不断适应以至引领时代。如五四启蒙思想家认为，革故鼎新永无止境，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引进西方文化。二是分析了传统的革故鼎新、西学的创造性运用与会通古今中西等不同路径。三是推进各方面的革故鼎新，包括制度、伦理、“器物”、学理、文化等各个类型的创新。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的开展，革故鼎新也从“器物”层面不断上升到思想文化方面，崇新趋新求新的潮流更为强劲。四是对于旧和新、破旧与立新的关系进行了辩证阐释。“鼎新”的新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必然对旧文化有所传承。鲁迅曾言：“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鼎新”要从模仿、传承开始，新与旧是相对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正如梁漱溟说：“所谓创造新文化即从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
总之，革故鼎新思想在古代、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深刻的实践意义，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与革故鼎新思想的现代阐释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革故鼎新思想，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气概，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中。
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革故鼎新思想，在理论、实践、制度、科技、文艺等方面都有所阐述并身体力行。他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将马克思主义的“故旧”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讲得非常透彻，在此认识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邓小平同志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实践，带领党和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开拓创新也成为其鲜明的领导风范。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他提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革故鼎新思想的重要性。2015年7月9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际经济规则需要不断革故鼎新，以适应全球增长格局新变化，让责任和能力相匹配……”2018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在几千年历史长河时，中国人民始终革故鼎新、自强不息……”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时指出：“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专门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革故鼎新的力度。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改革举措。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从总体上对新时代中国的各项改革进行布局与统筹协调。这些发展理念与举措是革故鼎新思想在现代中国的传承和发展。
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面对新矛盾新挑战，以非凡的斗争勇气和智慧，砥砺前行，革故鼎新，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在多个领域实现了突破性的历史变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和定型，开辟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革故鼎新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渊源，并时刻提醒我们，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党必须坚持改革创新，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来源：《旗帜》2023年第3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