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经济与文化艺术全面发展，成就了隶书的鼎盛，也造就了大批高水平的书法家。流传至今的著名汉碑约100多件，技艺精湛，风格鲜明，显示出汉隶的雄强朴茂之风。
20世纪大量汉简的出土，又让我们有幸看到了汉朝人书写的小字隶书。这些隶书，用笔爽利，笔画生动，千姿百态，精美至极。魏晋至元明，汉隶古法失落，楷、行、草书发展。清代，由于政治历史等原因，文人士大夫在学术上，钻故纸堆，喜考据学；在艺术上，从古人手里讨生活。行、草书更适合于活跃的思想，受到清人几乎本能地抵制；楷书又难于表达复杂幽微的思想情感，所以，冷落了近两千年的汉隶被他们翻了出来。
隶书除在石刻艺术上大放异彩之外，在对联艺术上也体现了自己的端庄与典雅。对联俗称对子，因其词语对偶，音韵和谐，内容风趣，再加上优美的书法，从而成为书法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清代被称为“书道中兴”的一代，由此推动了对联艺术走向鼎盛，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有许多善书法的学者用庄重典雅的隶书书写对联，咏物言志。品评和欣赏这些作品，能体会到隶书的稳健深厚、古拙沉雄。
▌赵之谦隶书四言对联 济南市博物馆藏
“上德若谷，大方无隅”。款识:“公束五兄年大人正，集道德经赵之谦”。钤印:“赵孺卿”(白文)。赵之谦(1829～1884年)，浙江绍兴人，工诗文，擅书法，初学颜真卿，篆、隶师法邓石如，后自成一格，其字奇崛雄强，别出时俗，可使真、草、隶、篆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该联用笔雄浑，方圆兼备，结字稳健，安如磐石。此联整体布局疏密有致，体势开张奇逸，取势宏阔，厚重雄强却飞扬舒展，行笔涩疾相间。字法魏隶相间，又有汉《鲜于璜》碑的端正厚朴之态，道丽苍雄而时露方折，“韧而有骨、妍而入雅”。上联“上”字，笔壮墨饱，起笔浓重有力，收笔雁尾向上方轻挑，笔锋似露似藏，又见灵动飘逸之姿。“德”字与下联“无”“隅”三字庄重严密，均采用并笔涨墨法，从而更加茂密酣畅。作品下端款识用魏书题写，笔力沉稳，凝重而飘逸，与正文联句字体形成对比，隶魏交相辉映。这种将款识书于下端的形式，既别致又有现代感，作者可能考虑到联句字数较少，所以把款文书于下端。此联是赵之谦书法作品中的经典之作，格调高雅，放达豪迈，充分展示了赵之谦在书法艺术上的高度和综合素养。
▌陈鸿寿隶书七言联 济南市博物馆藏
“孝敬忠信为吉德，诗书执礼皆雅言”。款识:“曼生鸿寿”。下铃两方印:“陈鸿寿印”(朱文)、“种榆仙馆”(白文)。陈鸿寿(1768～1822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艺术涉猎广泛，造诣极高，为“西泠八家”之一。他的隶书作品有其父的遗意。父子二人的隶书，汲取了汉铜器上所谓“分体”，结体略长，纯用中锋，笔画横平竖直，圆润中含有刚劲，较多地保留着篆书遗意，收笔波磔不甚明显，笔势凝重而雄峻，劲健有力，古气盎然，古朴大气。该联用笔娴熟妍丽，结体奇异清新，线条清爽洁净，简率不失凝重，收笔处弱化波碟，去掉了蚕头燕尾的明显特征，潇洒自如。陈鸿寿广泛学习汉碑的同时，在用笔结体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研究，欲求作品的格调、形式美及章法的和谐统一，勇于出新，不入时弊，独出机杼。上联“敬”字左边部笔画较繁，在书写过程中为了避免冗杂之嫌，采用了细劲笔法，穿插挪让，巧妙地化解了力怯势弱的感觉，又与右边部相映成趣，清峻稳健，稳中寓活。“忠”“德”两字取法横式，结体扁长，与下联“诗”“礼”“雅”三字构成左右两联的呼应。上联“信”“吉”与下联“书”“言”在字法安排上强化了结构上的变化与装饰趣味，这与他设计紫砂壶、喜壶、爱壶、刻壶有着直接关系，一般刻在壶上的文字经过作者构思、想象，最终文字会产生一定的装饰效果与金石韵味。再有，上联“吉”字与下联“诗”字右边部采用篆书写法，由此可见他对汉隶的追溯和研习，早期汉隶常保留一些篆书遗风。陈鸿寿把这两个字安妥统一地融汇在整幅作品中，体现出他在艺术上的多元与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