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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联起源发展与繁荣的几个阶段
关于对联的起源问题，笔者认为它源于古代汉语，且在汉字产生之前，即我们的祖先在劳动中创造汉语的同时创造了对联。从对联的起源直到今天它的再度繁荣，这表明对联在我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可以说它的起源与存在充斥着整个中华汉民族和汉文化的历史，由创造汉语的时代延续到当今。但我们若将对联从起源、发展到繁荣的全过程用断代的方法加以划分，则惊奇地发现它与人的孕育成长的几个阶段极为相似，而且时间界线也极为明显，极易划分。即可分为孕育、婴幼、青少、成年、壮年等几个阶段。人有老年阶段，至于对联是否会有，笔者无知，不敢妄言，但前面五个阶段则是十分吻合的，现就五个阶段的划分略述己见。
一、孕育阶段。人为胎儿时期，对联则为史前时期，亦即对联伴随古汉语创造的时期。这一时期，我们的祖先在创造古汉语的同时，也孕育与创造了对联。这是因为对联以其独有的简单短小的特点适应了汉语的特点，它一言（两字）二言（四字）三言（六字）即可构成一副对联，这在汉语早期简短的谈话与对话中是极易出现的。虽然它不一定象现在的对联这样规范，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讲，从我们祖先的语言中找到对联的身影。这里所谓对联的身影，我们不妨叫做“始联”，因其是以古汉语的创造为前提，以伴随古汉语的产生而起源，以对偶句或对偶句式出现的原始对联。若以汉字的记载作为依据，《诗经》当可作为文本，因为《诗经》不是少数人作品的汇集，更不是某个文人的专著，而是人民大众的口头创作，它里面存在着大量的对偶句和对偶句式。原搜集整理有3000余首，后经孔子删定留下305首，史称诗三百。我们虽无法知道孔子是如何删定的，但可以推测，在他删除的2700余首中，定会有一些篇什内存在着对偶句和对偶句式，孔子删定《诗经》应该说不会以有否对偶句为取舍，有则留存，无则删除。我们更无法知道所搜集到的3000余首民歌是否就是流传在民间的全部歌谣，或者说先民的歌谣不一定仅只有这3000余首。由此可以想见，对偶句和对偶句式在史前即普遍存在于先民的口头创作中了。这一阶段的时间应划分在汉字产生之前，即为对联的孕育阶段。
二、婴幼阶段。即先秦时期，对联在这一阶段已由先民的口头创作和存身于古汉语中的状况下，发展进步成为历代先贤和诸子百家的言论而被记载下来了。亦即由纯口头创作进入了以诸子百家及雅士文人为主，兼有人民大众的口头创作时期。这一阶段与前一阶段的区别在于，对联由原来没有固定的可知作者，进入了有固定和可知作者时期。先民的每首歌谣，也许为一人所作，也许在长期的流传中经不同地域的众多人的口头修改才定下来，不仅作者不可知，从时间和地域概念看也可能不是一朝一夕，一时一地产生的作品。在先秦时期这一状况就不存在了，保留在先秦典籍和诸子百家的言论以及《论语》和《楚辞》中的对偶句，明白告诉我们是谁的言论或作品，这表明这一时期，对联虽仍保持着“始联”的特点，但它明显有了自己的作者，先秦典籍和《论语》《楚辞》即为这一阶段的文字根据。这一时期，存在于上述文献中的对偶句，特别是诸子百家的作品和他们留下的许多优美鲜活、精当警策的言论，较之《诗经》中的对偶句，在我们今天看来无论就其对偶的工稳程度及语言表现形式与前者相比，似乎都明显地前进了一大步，亦如分娩前的胎儿与初生婴儿之别。这一类对偶句我们不妨称之为“雏联”。这一阶段的时间可划分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
三、青少阶段。秦亡汉兴，历时短暂，从焚书坑儒到大汉定鼎，不足十年，因此对联的青少阶段即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阶段的对联因文人作品的不断涌现，而更加文人化了，文人以自己的作品或聊以自况，或相互赠答，或取悦当朝，为适应统治者的某些需要而吟诗作赋。应运而生的汉赋与乐府诗是继《楚辞》之后出现的两种文体，它们和《楚辞》一样皆出自文人之手，有的作品虽然不知作者，但也不一定是民间流传的口头创作，只是作者佚名而已，应该说也是出自文人之手的作品。这一时期我们更明显地可以看出，对联是以零部件的作用被文人大量地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了。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因骈文特别讲究对仗，这时期又发现了汉字四声，对联亦与时俱进，日臻成熟。不仅对仗更加工稳，四声也随之逐渐被文人用于作品中的对偶句，使之音韵更加和谐悦耳，琅琅上口。这时的对联活脱脱就象妙龄时期的少男少女，风华正茂，婀娜多姿，骈文中的许多对偶妙句，即可视作这一阶段的对联佳作，这为对联进入成年阶段提供了丰厚的营养和准备了优厚的条件。因为这是骈文的鼎盛时期，对联大量存身于骈文之中，且成全了骈文，这一阶段的对联称为“骈联”当是名正言顺的了，时间可划分在隋灭南朝的陈政权之前。
四、成年阶段。隋朝在我国历史上时间很短，如果从公元589年隋朝灭陈算起，它作为统一了全国的一代王朝，实际存在的时间不足30年（即589-618年），因此对联的成年阶段隋朝则可不计，应是唐宋时期。这一时期首先是唐诗在骈文的基础上发展成了律诗，后被称作近体诗。近体诗较之骈文明显有如下一些不同的特点：一是字数由原来的四六言体发展成了五七言体，前者句式音节字数一般成双，后者单双兼备，吟咏起来后者比前者更和谐上口；二是汉字的四声分成平仄两种声调交替地有规律地用入了诗句，并形成了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基本格局，这使五七言的句式更显抑扬顿挫的特点；三是结构规定了五七言律为8句，五七言绝为4句，律诗的中间4句即颔联颈联必须对仗，单句（首句例外）末一字一定是仄声，双句末一字一定是平声（极少数以仄声字为韵脚的仄律则相反），排律句数虽不限，但一定比律诗要长，且句数成双，除首尾联可不对仗外，中间所有联均须对仗。继之而来的是宋词，它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宋词中五七言句一般都用五七言律句入篇，除有领字的句式外，宋词中很少见到五七言句式为非律句者。其他字数的句式，如四六言句式，音节的声调也基本与律句的平仄相吻合，即四言句式为“平仄”或“仄平”，六言句式为“平仄平”或“仄平仄”格律。很明显唐诗宋词的出现与形成，标志着对联步入了成年阶段，对联与唐诗宋词在共同发展中成熟了。因对联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文体，从古至今都以零部件的状态存身于汉语言和各类文体之中。特别是在韵文体中几乎是无文不见。这决定了唐诗宋词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对联的成熟，换句话说对联如果不成熟，唐诗宋词是很难发展并趋于成熟与稳定的。很难想象，人们在改进完善一种设备时，不考虑首先改进完善组成这套设备的零部件，唐诗宋词与对联就存在这种关系。唐宋时期的文人，要想写好唐诗宋词，必然要考虑首先如何写好构成诗词的主要成分，即对联句子。特别是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实则是为对联的自立门户提供了宅基地。这一时期的对联正如一个人成年后要成家立业一样，在韵文的家族中便自立门户了。也就是说它在仍然保持各文体零部件的地位的同时，从各文体中剥离出来了，特别是从韵文中的唐诗体中明显地剥离出来了，只有到了这一阶段，对联就名正言顺地可以称作对联了。人们认识对联是韵文系列中的又一文体也许就在这一时期，因为对联在唐诗中太显山露水了。（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此问题只是笔者一管之见，尚需进一步探究）对联的自立门户与对联的起源，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立门户好比是一个人到了成年时期要成家立业一样，不应当说成是对联的起源，而应当说成是对联的“自立”“出现”“产生”皆可，以免造成概念上的混淆。因为在“自立”之前，对联已存身于各文体之中了，或者说已起源只是未被人们认识发现而已。至于说是何时何人首先将这种文体名之曰“对联”，这恐怕是一个难于解开的历史疑团，我们也无需花费时间硬要将一个本来就无法弄清的问题硬要搞个清楚明白。因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有许多东西本来有“第一”，但由于时空的变易却完全不可能找到“第一”了，这可说是“时空变易中的自然湮灭现象”，从古到今无时不有，历史上的很多事物就是因为受这种现象的支配被湮灭掉而难于寻踪觅迹的。对联这一文体名称的由来以及有关“第一联”的问题也许超不出这一现象的支配。
五、壮年阶段。元代在我国历史上也可算作是一个“短命”王朝，因元曲继宋词之后成了文坛一秀，对联虽已自立门户，但却显得“门前冷落车马稀”。这时期不仅没有出现众多联坛大家，甚至连对联佳作流传于世的也不多，对联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的确没有起色。它的发展与繁荣是“自从出了朱皇帝”以后的事。朱元璋取得政权建立了大明王朝，从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讲，是将中华全民族从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政权的严酷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人民群众相对得到了休养生息，社会出现了繁荣景象。洪武帝为了一显大明王朝的文治武功，看好了春节用贴门联这种形式讴歌升平的作用，于是力倡春节户户皆贴门联，还身体力行，微服离宫，到民间亲自察看，为百姓手书春联。皇帝厉行在前，万民相趋于后，百姓爱对联，文人制对联成为了时尚，于是以门联为主力军且为开路先锋的对联文化则以“积之既久，其发必速”之势勃兴了起来。众所周知，在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基本可说没有产生什么诗词大家，倒是出现了一批联坛巨擘。这表明对联不仅有了“门户”，而且有了“门客”，不仅为皇家所悦，而且成了文人与百姓的挚友，它步入了壮年阶段，成了文坛韵文的一秀。明亡清兴，改朝换代相互衔接紧凑。清入主中原后，对联相继繁荣发展。在康乾盛世，又蒙乾隆帝的恩宠，对联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其重要标志则是联坛再度名家辈出，朝野属对之风蔚为大观，联作大量涌现，更显其地位不凡的是它走进了科场，成为开科取仕的内容之一。在民间对属对的教学也极为重视，“对联大普及，无论公学还是私塾，都把对课作为必修之课，使人从小就受到对联的教育和熏陶。”致使“对对子的确是一种带有全民参与性质的语文活动了。”出现了“作对子比作诗还盛行”的局面，“上至尊荣显贵的皇族仕宦，下至凡夫俗子耕猎渔樵，无不视属对为体现个人才华素质的有效手段。”（上述引文，均见毛力群《对中国传统属对教学的认识》一文）对联继唐诗宋词元曲之后，取得了“明清对联”的称谓。
及至当今，对联文化更显辉煌，它与其他韵文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随着长联与超长联的不断涌现，在形式上对联又体现了它的另一独特之处：即它的涵盖面可包容诗词曲赋等任何一种文体，而这些文体没有哪一种能具备这一功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为对联文化的空前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宽了新的道路。全国各地广泛持久开展的征联与赛事，将对联文化的发展繁荣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巅峰，无论是从队伍之壮，涉面之宽，用途之广，品类之繁都是前所未有的，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我们将明清至当代这一历史时期称作为对联的壮年阶段是站得住脚的。这一阶段的对联又因其有律可依，当称为“律联”较符合对联发展的实际。特别是中楹会在总结归纳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推出了《联律通则》，这为指导与规范当今对联的创作提供了理论根据。如果说对联“自立门户”后，长期以来只是韵文家族中的一个小兄弟，那么我们可以预言，它的发展趋势，很有可能使其从小兄弟的位置跃居成为韵文家族中的老大哥。
对联文化的发展，强烈地呼唤着理论的指导，探究对联文化的理论势在必行，笔者将对联的起源、发展、繁荣的过程划分五个阶段，且为不同的阶段相应给了一个名称，即孕育阶段称“始联”，婴幼阶段称“雏联”，青少阶段称“骈联”，成年阶段称“对联”，壮年阶段称“律联”，它是否准确恰当地反映了对联的历史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笔者的基本认识则是：对联的历史肯定有别于其他文体，它不仅早于任何其他文学品类，而且发展的阶段性很明显、很独特、很完整，是任何其他文体所不具备的，尤其是在韵文家族中，没有哪一种文体经历了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笔者在此抛砖引玉，以期能对此问题开展探讨。
作者简介：李直兵本名植斌，字良虎，号一良。男，生于1940年，原汉川市工商局退休干部。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已出版《枕上集》、《社会众生相》、《点水联文》、《余闲集》四本新旧体诗及楹联集。待出版的还有《愚虑一得》（评论文）、《京楚摭言》（散文）、《盒桌斋絮》（新旧体诗）、《同窗情》（诗词散文）、《点水联文续编》等五本诗联散文集。诗联散文被多种刊物专集选用刊登。退休后参加省内外诗联散文等赛事，多次获一、二、三及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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