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_白居易长恨歌主题
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人们一直有争议，如所谓爱情说、反讽说、双主题说等。我们来看看吧！
自《长恨歌》问世以来，对这一主题的看法和理解一直存在分歧。今天，许多主题仍然存在。大致有三种观点，即“讽刺说”(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无度，痛恨其错国)，“爱情说”(歌颂唐明帝与杨贵妃真挚专一的爱情)，“双重主题说”(指爱情悲剧的双重性。剧中男女主人公既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是悲剧的承受者；既是国家和人民的统治者，也是美好爱情的化身；本来作者有“惩尤物，窒乱”之意，但在具体描写中，歌颂两人爱情的成分占据了主导地位)。目前普遍认为“双主题论”更符合作品实际，而作者认为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诗。说是关于爱情，根据这个:
(一)
这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
据说《长恨歌》是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一般不会产生歧义。因为悲剧的整个故事在诗中表达得很清楚:全诗以“中国的皇帝，渴求可能撼动一个帝国的美色”开头，先写杨玉环入宫，此人特别受宠；写第二次马尾兵变和李与杨爱情的悲剧结局；写唐黄明跑到蜀中回宫后对贵妃的真挚思念；最后借助想象的翅膀，写出了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的深深眷恋，并以“地久天长，天久天长；总有一天，两者都将结束，而这无尽的悲伤将永远持续下去”。这首诗不仅故事情节完整，而且情节跌宕起伏。诗的后半部分想象和想象了一个梦幻空灵的仙境，使杨贵妃死后的艳丽形象重现蓬莱，沟通了天地间不曾存在的爱情。这就使得明太祖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不再是一首简单的纪实诗，而是一场更为典型的艺术再造的悲剧，这种童话般的悲剧结局被当作喜剧来对待。它不仅写了李和杨之间永恒的爱情，而且还以浪漫的方式写了起死回生和相亲相爱的奇迹。我们说这是主观愿望的表现。可以说，这种处理不是生活的必然逻辑，不是生活中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只是诗人认为应该发生并希望发生的事情。这是主观情节，不是客观情节。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读者和观众都不希望“好人”死去，更不希望他们哭着离开剧院。这种大团圆结局与中国对古典美学的追求有关，是由民族传统和哲学基础决定的。《长恨歌》写的是唐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以悲剧收场，反映了诗人对他所认识和描绘的那部分社会生活的基本评价和态度，而这种爱情悲剧可以统领全诗的灵魂；至于沉迷政治等政治因素，可以认为是背景和典型环境。以这个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进行分析评价。那么《长恨歌》中的爱情理论就很好解释了。
客观地说，皇帝与妃嫔之间的爱情故事不同于今天的普通人，有其独特性，充满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男女主人公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们对唐朝历史的兴衰和国家的安危起着巨大的作用。由此，读者和批评家很容易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徘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与对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评价混为一谈，造成理解上的差异和混乱。不知名的文艺家在表现一个历史人物时，可能不仅写出他的全貌，还会截取他性格的某一面来表达某种思想或感情。为具体描写环境中的人物提供可信的依据，即在历史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唐皇的“重色”性格可谓淋漓尽致。诗的第一句“中国的皇帝，渴求可能撼动一个帝国的美”高度概括了他的人格特征。而杨贵妃则以“倾国倾城”的外表为主，写的是她的风姿、细腻的状态、神韵和“自然美”。这个形象个性十足，生动形象。作为爱情诗，它不同于一般的爱情诗，它以政治历史事件为背景，这是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你乐见国家只是一方面，甚至导致安史之乱。同时也导致了自身不可挽回的悲剧。局限于“女大亡国”是一种偏见。必须看到，“开元朝”的覆灭不仅于此，更是唐代社会矛盾激烈的结果。如民生凋敝、外患频仍、藩镇割据、宦官朋党之争，愈演愈烈。这些棘手而复杂的矛盾不是唐所能改变的，即使有识之士也有远大的抱负。而这种黑暗的现实成为悲剧的必然条件和典型环境。
我们说《长恨歌》不仅以唐和杨贵妃为男女主人公，而且还描写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如“安史之乱”(直到战鼓声，响彻渔阳，震天动地)，“玄宗盛世蜀中”(骑着千军万马到西南)，“马嵬兵变”(军队的人都停下来，一个也不动)。我们认为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应该忠实于大的史实，但不能机械地从属于史实。要用它做骨架，让它有历史色彩。但重点应该是人物的塑造和细节的描写(有血有肉)。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文学艺术的完整性。据此可知，这些政治历史事件包含着强烈的劝诫和讽喻，批判了唐晚年纵欲的颓废生活，但这并不是该诗的主旨。题目应该是“长恨歌”和“千古恨”，而这种无止境的悲伤会一直持续下去。作者心中的千古恨，显然主要是爱情的遗憾，但却远远超出了一般的《你将何去何从》的男女之间的痛苦感情。我们认为它永远不会对错误的国家表现出如此多的同情。如果我们从《长恨歌》的深意中感受到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就不会仅仅把它当作一个肤浅平庸的劝世寓言。
另外，从全诗120句的分布来看，大概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写享乐和错国的，但基本上都是一点点写的，有些只是路过。那些倾注了沉重笔墨的地方，都落在了李与杨爱情的悲剧和最后虚构的仙境上。杨贵妃死后成仙时，迷恋玄宗，但没有讽喻，也没有劝解。从全诗的三大部分或两大部分来看，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风情”二字始终贯穿其中。总之，全诗形体完整，布局得当。通过对诗歌结构的创造性安排，还可以发掘出诗人的言外之意和诗人没有说出口的话。这会加深我们对爱情的理解。
(二)
白居易自己认为《长恨歌》只是一首“风情万种”的感伤诗。
这个话题相当长，所以我们必须从白乐天写这首诗的时间开始。元和元年(806)，白三十五岁，授周至县(今陕西周至县)校尉。在这里，他遇到了历史学家陈洪(《长恨歌传》的作者)和郎静·王志富。他们经常一起游泳和唱歌。在参观仙女寺的时候，我们聊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王志富举起酒对乐天说:“你擅长写诗，感情丰富。请写一首诗。”王志富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诗意，很有感情，而白居易擅长写诗，也很有感情，所以请他写一首诗。我们认为这是基于“情感”的。陈鸿泽认为《长恨歌》“既感发生了什么事，又想惩罚尤物，扼制失序，将来上吊”。”(《长恨歌传》)陈认为白写这首诗，不仅仅是因为被它感动，更主要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惩罚那些美女，因为她们往往祸国殃民，不让它流传后世，引以为戒。这是王和陈的观点:一种认为应该从“爱”出发，另一种认为是对来世的寓言化。这就产生了对这首诗主题的两种不同看法。实际上，乐天本人并不认为《长恨歌》是一部寓言作品，但他的观点与陈红不同。他自己评价:“一诗长而风情万种，秦音十诗近声”(《编拙诗十五卷，因题卷在末，剧加九元九里二十》)。他明确认为，《长恨歌》表达的是男女之情，不同于讽喻诗。所以他自己编的时候把《长恨歌》归为感伤诗。感伤诗是那些“物外有物，理内动，以情叹吟。”(《旧唐书·白居易传》序跋)《长恨歌》是李与杨的爱情悲剧，表达了内心被感动的“理”。他还在上面说:“今仆之诗，亲人，只熟读杂诗与《长恨歌》。时间很重，仆人很轻。“他认为《长恨歌》这样的作品虽然比不上讽喻诗，但《长恨歌》这样的诗人。可见诗人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从来没有把《长恨歌》当成一首表达政治主张和意图的诗。即它不是一首寓言诗，它的主题不是政治，而是爱情。正如韦勒克在《文学原理》一书中所说，“一件艺术作品的全部意义不能仅仅由它的作者和他同时代人的观点来定义。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就是无数读者对这部作品批评的结果。“韦伯斯特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欣赏阅读时，很容易忽略前者。我们看到涉及到两个方面:创作者(作者)和接受者(读者)。两者是相辅相成、统一的。但由于诗歌中揭示的意象系统往往大于诗人的主观心态，会诱发接受者(读者和批评家)的再创作动机，各类读者都会升华出各自不同的理想蓝图。《长恨歌》主题的各种版本就是例子。有人把它升华为“讽刺”，有人把它升华为“情感”，有人把它升华为既讽刺又同情。但我们必须看到并承认，读者的再创作心态会干扰诗人的原创心态。即读者引申的意义(如寓言、双重主题)会干扰诗的本义(爱情)。反之，原诗的美感就被疏远了。因此，在欣赏诗歌之美时，要充分了解诗人原有的创作心态，尽量减少读者创作心态的干扰，以免破坏诗歌意象系统的完整性和原貌。所以我们在欣赏他们的时候，要评价他们的思想、艺术、境界、风格、表达技巧、语言修辞等。，并指出它们在各自时代和后世的价值，或者说它们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坐标位置。我们知道。"诗歌是个性创造的表现，是个性创造的冲动."(郭沫若:论诗歌三论)“风格即人”(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然而，诗人作为创作主体，往往要超越现实。唐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虽有民间基础和传说可供借鉴，但当诗人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投射到艺术形象上时，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形象，必须高于生活，能给人以启发和联想。这将大大超越作者原有的思想，具有更广、更深、更普遍、更丰富的意义。比如《长恨歌》写作之初，从未出现过“惩尤物，窒乱”的理性想法，但结果并没有出现在作品中，因为现有的诗词中并没有“女人是祸水”、“女人是国家的败亡”的感觉。当弘扬政教与描写性爱发生冲突时，诗人往往对性爱采取排斥的态度，但当那种已经被世人认可、被所有人共有的情感在笔下时，这种情感是无法被驱逐或扼杀的，人性之美占主导地位。即使有讽刺，只要对爱情描写深刻，作品的主体部分就不会以讽喻的形式出现。他写《李夫人》时，本意是讽刺皇帝不可亲近女性，但卒章说:“生是迷惑的，死是迷惑的，美好的东西是迷惑而难忘的。与其对所有人都有好感，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