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的诗篇_深情的诗人余光中
余光中是一位复杂多变的诗人。基本上他的变化轨迹可以说是台湾省整个诗坛三十多年的一个趋势，就是先西化再回归。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1928年生于南靖。21岁时，他离开中国大陆，去了台湾省。64岁的他终于踏上了故土，结束了白发海外孤儿、半条命断奶的痛苦。哭泣。在台湾省，余光中从一个年轻的讲师变成了一个历经沧桑的老教授；从一个投稿的菜鸟到一个写序言的老前辈。在他的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移民海外的游子，一个思想透彻的智者，一个有勇有谋的勇者，虽然从少年起就饱受动荡，但性格却日益温柔善良，变得美丽可爱。
带着“乡愁”的印象，记者见到了余光中先生。他满头银发，身材瘦削，穿着粉色衬衫，完全超过了我很久以来为他精心勾勒的画像。他没有我想象中的忧郁，也没有我想象中的严肃深沉。相反，于老师和蔼可亲，充满活力，我们整个采访过程充满了笑声，处处可见他的智慧和真诚。
这个用邮票和船票表达思乡之情的诗人，以压倒性的气势在诗坛占据了一席之地。他著名的《乡愁四韵》已经被七八个音乐界人士唱过，包括罗大佑和李海鹰。作为一个诗人，先于人们回到家乡，是对诗人最大的安慰。
余光中先生出生在1928年的重阳节，所以他自称是山茱萸之子。他生在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日子，他的人生也确实有诗相伴。余先生说，他的人生有四度空，即写诗、写散文、写评论、写翻译，这四度共同构成了余先生立体的审美世界。
幽默诗人
每一个与先生交谈过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幸福和愉悦，而于先生的幽默随处可见。
他说诗歌不同于散文。诗歌是一种专业文体，致力于表达情感。散文的任务很乱，可以用来处理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比如写信、写日记、写报告等。他打了个比喻，说诗是情人，献给爱情；散文是妻子，一会儿进厨房，一会儿带孩子。
当我们问余老师的作品入选教材有何感想时，余老师说这是一种鼓励，让他感到光荣和责任重大；同时，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举例说，有一次参加婚礼，一个中学生认出了他，奇怪地说:“这个人不是早死了吗？”。原来这个学生的课本里有的诗，而俞老师的诗又位于孟子和诸葛之间，所以学生就会疑惑，这个和孟子、诸葛亮“共事”的人怎么会坐在这里办喜宴呢？余先生作为一个老人，拿自己的死开玩笑，让我们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哲学家。说到旧体诗和新体诗，他说他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寂寞的时候会背中国的古典诗词。“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最好吟诵李白的诗句；如果你在骑马，你最好背诵王维的诗——它们的速度是不同的。”
这次在山东，余光中和他的妻子范存存有时间去了一个书吧，吸引了许多读者前来签名和与他合影。另外现场有很多媒体采访，场面有点乱。一个接一个，当所有人都在旁边跟他合影时，他不失时机，淡定地说:“是换汤不换药。”原本紧张的气氛被他的话滋润了，大家的心情顿时轻松了不少。
余光中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保持民族的想象力和表现力。一个民族要产生伟大的作家，必须保持想象力的鲜活，敞开心扉，接受一切，与一切交流。真正的诗人能力在哪里？他应该能在混乱的世界里整理出一条线索，并表达出来。”由此看来，想象力的生命力不仅成就了他在诗歌上的造诣，也凸显了他幽默的天性。
夫妻感情
余先生说，他一生的命运可以用“女人”来解释。Mainland China是母亲，台湾省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艳遇。这种艺术上的“一夫多妻”在生活中是一夫一妻制，白头偕老。
据报道，余光中先生和他的妻子范存存女士从小就认识。这次采访给了我们一个验证这一说法的机会。余先生纠正道，“其实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已经是初中生了，真正的认识是到了台湾省。”原来，范存存女士是余先生三四十个堂兄妹中的一个。即便如此，他们从小在南京见过一次面就分开了，直到台湾省之后才认识。说到与妻子的情史，这位原本被想象为无拘无束、浪漫洒脱的诗人显得羞涩内敛。范女士在一旁说，“他一直都那么内向。一般在人们的想象中，诗人的浪漫应该是整天找女朋友，一直谈恋爱，抽烟喝酒等等。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诗人都不一样。有些诗人可能从外表给人那种感觉，但余先生的浪漫是你从他的诗里读到的。”
在我们的对话中，余光中和他的妻子都精通普通话，但在家里，他们使用标准的四川话。原来，抗日战争时，范沃村女士整个小学阶段都在四川读书，而余先生整个中学阶段都在那里完成。四川话可以说是他们的第二母语。所以当他们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台湾省见面时，他们很自然地用四川话交谈。于是我们问他们第一次见面怎么用四川话交谈。范女士马上把这个难题抛给了俞老师，俞老师认真地回忆道，“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反应是我们先是相视一笑，然后她就用四川话& lsquo所以你是我的表妹？& rsquo余老师纯正的四川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就在大家纳闷他们两个素不相识的时候，旁边范女士的解释让我们更加体会到了老人的可爱。”我当然知道他是我表哥。他刚才瞎编的，正是他机智的表现。面对余太太惨无人道的抗议，余先生说:“哎呀，你怎么能当着我的面揭穿我的谎言呢？”！”大家哄堂大笑，都深深体会到了自己和谐的感情生活。
可能是俞老师长期以来对祖国的眷恋和思乡之情，让他对旅游情有独钟。余先生说，如果要旅游，一定会邀请苏东坡。傅，他太严肃了，李白有点不负责任。在这些古代文人中，只有苏东坡是最多才多艺的，既有儒家的执着，又有道家的豁达，而且性格非常善良幽默，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当然，这只是想象中的安慰，但目前有一个人可以弥补这个遗憾，那就是他的妻子范存存女士，她说，“她是一个读图人，一个导游，一个好记性，一个记忆银行，一个摄影师和摄像师，偶尔用于公关& hellip& hellip"在场的每个人都开怀大笑。从此，余先生找到了除了做学问之外的另一个长处——知人善任。
父亲和女儿
除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妻子，余先生还有四个非常可爱的女儿。他们的名字是姗姗，尤山，佩珊和吉珊。于先生说，在家里，这些“小山”可以简单地排出一个珊瑚礁。
他很爱自己的女儿，有时候甚至害怕自己的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了飞不出去管不了。这种焦虑和不安，在女儿们还在上中学的时候，通过一篇名为《我的四个假想敌》的文章，无疑表露无遗。在里面，他把自己未来的四个女婿当成了自己的对手和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打击他们，对付这些外来的侵略者。那么，在这些假想敌都变成了真敌人的今天，余先生早早设立的“菜根子”有没有绊倒敌人的脚呢？余先生道:“不是这样的。可以说是虚惊一场。这四个假想敌还没有完全出现。现在很多女性都很独立，很多都是晚婚。四个女儿只有50%结婚。我以后得充分警惕，虽然有点晚了。”对于这些“偶尔路过，但一伸手就来摘水果”的男生，范女士并没有那么讨厌，因为她觉得“家里多了一个男人，就大不一样了。他(余光中)每次洗车都抱怨没人来帮忙，因为女生帮忙的少，男生帮忙洗车的多。”即便如此，余先生似乎并不买账。他抱怨道，“她(范存存)当然不一样。她总是内外兼修，帮助那些人。我在国内的地位岌岌可危，我受到攻击。”
虽然余先生有很多“抱怨”，但他仍然在家里受到照顾。他经常形容自己住在女生宿舍的家里，并称自己是“女佣”。虽然“舍监”没有尽到责任，放了两个“坏孩子”进来，但余老师对女儿们的表现基本满意。“她们脾气没那么好，但是女生比较安静，不太吵，也比较顾家，饭桌上也没人跟我争饮料。”这位学识渊博的老人，难掩天真的气质。
回家
“被水和田野的壮美镜头惊呆了，一瞬间剧烈的感觉，头顶白发的海外孤儿，半条命断奶的痛苦。”30年前在港艺术中心看了黄河图片展后写的《黄河》，曾让朗诵者童泪流满面。在雄浑的音乐中，他仿佛听到了黄河的怒吼，听到了一个游子对祖国的深情呼喊。
这种呐喊直到1992年终于引起了祖国的响应。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的邀请，余光中回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国，做了一场关于龚自珍和雪莱的讲座，随后请柬纷至沓来。从那以后，他回国的步伐越来越频繁，几乎一年一次。令他难忘的是，1995年，他回到母校厦门大学参加校庆并发表演讲，在校庆上与老校长王德耀先生相识。返台后，余光中写下了《浪子回头》的绝唱，“浪子鼓浪屿，清明节终于有了回头的岸。一转身，风吹乱了他的黑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白雪皑皑，那是一条160海里的海峡。为什么他花了近半个世纪才回到家& hellip& hellip"还有一次，1997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7卷本《诗歌散文集》。他走遍了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和北京，为他的诗迷签名。余光中回忆说:“我小时候是南方人，但从来没有来过长江以北。来到东北，是一片陌生的土地。但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到了海关，我想起了抗战时唱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万里长城是万李龙》等歌曲。每次唱这些歌，我都觉得很亲切，有时候甚至会哭。不管华南华北关外都是中国，都是一样强烈的民族情绪。”“2003海峡诗社——余光中诗歌系列活动”在福建永春、常州等地举行。当演员与余光中交流如何背诵他的作品时，余光中在回忆《黄河》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时声音哽咽。“我是一个喝下游长江水的孩子，还没有吸过黄河的一滴奶。”余光中说，那时候，除了写诗，他不知道如何才能感受到与“中国”的联系。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余光中终于跨过了空带来的“乡愁”。在别人眼里，他年纪大了还能经常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