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诗歌全集】顾城诗歌综论
顾城总是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乌托邦式的童话国度里，希望那里有五彩的云朵、湖泊和一片宁静的天空空，可以容纳尘封的心灵。
顾城是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派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他以“童话诗人”的称号奠定了自己在新时期诗歌史上的地位。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称赞顾城“可能是20世纪最优秀的中国诗人”。顾城诗集有《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孤独之歌》、《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集》、《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选》、《顾城新诗诗集》等。同时，他和谢烨合写了小说《颖儿》。在20多年的顾城学术研究中，经历了一个从关注诗人本身到文本研究，再到关注创作本体与文本的内在关系的过程。虽然研究成果丰硕，但顾城诗歌和诗人本身的丰富性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空。目前，国内对顾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顾城之死的研究
由于顾城之死的特殊性，近二十年来，人们对他的死因之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方面的书籍和论文占研究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萧的《顾城弃市》、陈子善的《诗人顾城之死》、顾湘的《顾城的最后十四天我的脸》、的《无名诗人顾城之死及其作品》。这些作品从多维视角探讨了顾城之死的种种可能性，试图让神秘而不寻常的顾城事件逐渐明朗。后来出现的一些作品，突破了以往研究仅限于“诗人之死”的笼统评论，更加关注诗人的生活背景及其人格倾向。在刘春的《一个人的诗史》中，顾城被列为开篇论述，试图将诗人的生平、创作过程与时代语境相结合，以此来刻画一代诗人的成长史和精神史。朱晓萍的《我所知的古城》是一本畅销书性质的通俗读物，更适合大众读者。作为顾城的朋友，笔者对顾城做了简要客观的评价。
张颐武的《童话的终结——顾城之死与当代文化》是研究顾城之死的代表性论文。本文以冷静的态度对顾城之死进行文化解读。张颐武认为，顾城之死的各种表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伦理观点，认为杀人是犯罪；另一种属于人文关怀。持这种态度的人故意忽略了顾城被害的事实，表现出一种对诗人之死的怀念。张颐武指出，顾城之死是一个时代的瓦解和灭亡。顾城死后，整个80年代也消失了，最后一个“民族寓言”彻底消失了。唐晓渡的《顾城之死》对顾城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我们了解顾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途径。他认为这种疯狂的杀人离城行为来自于他偏执的性格和他对绝对的追求，这种生活态度支配着他，直到他最终毁灭了自己。
第二，顾城作品研究
对顾城作品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自传体小说《迎儿》的研究，如谢冕的《顾城及其随想》。谢冕指出,《颖儿》是当代文学中的一部小说作品，是一个应该认真面对的文本。他认为“小说结构的散文组合和优美而富有诗意的叙述语言”[1]构成了迎儿的独特风格。张在《幻象之死》中提出――从他的诗《顾城》和《弃城》来看，颖儿是一个生产后的黑色诱惑，是一个类似《狂人日记》的关于死亡的疯癫预言。王德威的《诗人之死》对颖儿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颖儿》是一部为后叙事量身定做的小说。它打破了从生到死的因果关系，不预设未来，而是预设一个过去的未来。王德威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对《颖儿》进行文本解读，但它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解读《颖儿》的新方法，这是研究顾城作品的一种新方法。总的来说，对唯一一部小说《顾城》的研究，还需要在文本中进一步解读。
二是顾城诗歌研究，指对作者早期诗歌创作(1986年以前)的研究。具体来说，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对“童话诗人”的解读。由于顾城拥有童话诗人的称号，这一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如张的《童话的困惑――论顾城诗歌创作的局限》提出，顾城以其鲜明的诗歌风格和创作个性赢得了“童话诗人”的称号。他痴迷于自己创造的童话世界，却挣扎在现实与幻想的边缘。过分追求纯粹也造成了他在创作上的迷茫。在一个纯净而脆弱的童话世界里――论顾城的诗歌，葛雪将顾城的人生历程与他的个性心理类型相结合，探究顾城诗歌的创作意图。作家通过诗歌诠释了诗人复杂而丰富的内心，并通过诗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阐释了顾城诗歌风格形成的原因。本文是对顾城诗歌的整体研究，客观评价顾城诗歌的贡献和不足，指出“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顾城的非正常死亡并不能抹杀他在新诗潮中的作用和诗歌创作的成就”[2]。张厚刚的“童话诗人遮蔽了顾城诗歌的全貌”认为，“童话诗人”这个称谓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顾城诗歌的遮蔽，也是一种误读。这不仅不能充分理解顾城的意义，反而会降低顾城诗歌的成就。(2)关于女性观的研究。如高华的《从女性观到死亡观――顾城与的比较分析》、陈的《顾城的女性观》等。(3)死亡意识的研究。如徐焰对顾城的死亡意识，黄春芳对顾城悲剧的文学意义。
综上所述，目前对顾城早期诗歌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对其后期海外诗作的研究相对薄弱，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研究论文较少。邹向东的《论顾城后期诗歌的美学思想和艺术方法》认为，顾城后期诗歌创作的写照是“回归自然，皈依老庄”[3]。顾城强调灵性和真实的表现，崇尚隐逸之法，追求超脱、纯粹和空灵性的艺术境界；在艺术方法上，顾城追求诗歌的自然境界，广泛采用现代主义诗歌手法，追求内容与形式的自然和谐。吴芳·费的《顾城后期诗歌艺术形式分析》指出，顾城后期诗歌是一种反形式或超越性的创作。在这个阶段，顾城的“无我”思想贯穿了他后来的诗歌。在诗歌创作中，顾城运用了大量神秘、荒诞的元素来描写情欲、死亡和命运等主题。在语言方面，更要注重与感官、心理的直接体验，如意识流、自由联想、错觉、潜意识等。总之，顾城在后期创作中将“反文化”推向了极致，在诗歌语言、风格、技巧的未来发展上提出了新的可能性。另外，李正光的《异乡之愁——顾城的诗与死》从整体上分析了顾城诗歌的走向，将顾城诗歌分为童话时代、后童话时代、海外时期三个阶段，分别论述。其中，他高度赞扬了自己后来的创作《人间颂》。笔者认为，尽管顾城后期创作语言晦涩，形式不拘，但我们仍可通过其后期创作的总体特征来解读他这一时期的诗歌特征。
近年来，学术界仍在探索研究顾城诗歌的新材料。其中诗人麦芒在《城中鬼——顾城在新大陆的蜕变》一文中，通过对顾城诗歌的系统细致的分析，展现了顾城在海外时期深刻复杂的精神矛盾。2013年12月底，凤凰网文化频道制作了一部关于朦胧诗人海外经历的纪录片，其中《流亡的顾城》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从多个角度解读顾城的伤口，描述了那“一代人”的命运变迁，尤其是对他的后期作品《城中鬼》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解读。
总之，顾城研究的发展趋势可以分为三种情况:(1)倾向于注重顾城诗歌创作的整体性研究。这种研究试图逐步改变过去强调“前期”而忽视“后期”的弊端。(2)从哲学和文化学的角度解读顾城的艺术走向，往往侧重于研究顾城的“自然哲学”与其创作的关系。(3)倾向于将顾城置于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中，解读其诗歌的历史意义。要全面把握顾城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不能忽视他的后期诗歌。在今后的顾城研究中，我们应该对他的后期诗歌给予足够的重视，争取在这方面取得更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