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的故事_父亲抗日战争的故事
父爱像一条河，细长而稳健；他是血与脉的连接，他是骨与肉的连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说一句:“爸爸，您辛苦了！”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近日，上海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组织的一系列探访活动来到安徽省舒城县，追寻父辈们在抗日战争中生活和战斗的足迹。参加搜寻的34人中，有20人是老红军和新四军老战士的子女，王素冰就是其中之一。她向老区人民讲述了她父亲——新四军二师六旅十六团政委王胜凯烈士在这里战斗的故事。
皖中抗击日本侵略者
我的父亲，烈士王胜凯，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河口镇。他原名王圣爵，又名贤平。他于1913年10月6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25军75师号手、师长，新四军第四支队营教导员，淮南定河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第十六团政委。
1937年七七事变后，遵照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区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支队支队长。在此之前，父亲跟随高敬亭在红28军在大别山打了三年游击战。
3月8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向东出发，月底进入舒城干岔河。迅速在舒城、桐城、无为、庐江、巢湖等皖中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相机歼敌，消灭土匪和反动势力。
1938年5月12日上午，四支队在潮县蒋家河口打响了敌后抗日第一仗。一举击毙日军20人，缴获步枪10余支、枪2支、敌旗1面。致电姜叶挺、项英:“贵军第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其不意击溃敌军，甚感欣慰。”
6月初，日军控制了淮南铁路，随后以长江为中轴线，长江南北两翼进攻武汉。为牵制西进之敌，配合正面战场，至1939年6月，四支队共战斗90余次，其中阻击车辆300-500余辆10余次，死伤日军2300余人，缴获各类枪支1400余支，军马20余匹，击毁敌车156辆，汽船2艘，给日军以沉痛打击。
淮南壮烈牺牲
1939年6月前后，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挺进淮南，解放了广大农村，建立了淮南区委和淮南军区，创建了各级民主政权，与日本侵略者、汪精卫汉奸和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陆军总司令何于9月8日从大后方飞抵南京，抢夺胜利果实。他与日军在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勾结，命令日军侵入我淮南六合县解放区，被我军坚决制止。然后将其精锐的新六军空运往南京，桂系部队从大别山经合肥入侵蚌埠，由北向南入侵淮南。
1946年1月29日，张鼎丞经中共中央同意，对淮南军区干部进行了适当调整，任命我父亲为定河支队副司令员。不久后调任二师六旅十六团政委。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的决定，十六团和徐来家三县的地方武装和干部坚持到位。面对薛岳、李默庵指挥的几十倍于己的敌人，为了保护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十六团不得不把他们带出敌人包围圈。8月27日，敌广西部队向我军驻黄寨驻地发起进攻，16团夺取了村前332高地老家山。其间，一颗敌人的炮弹突然在山头爆炸，父亲胸部、面部多处受伤，眼睛顿时失明。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三个小时。眼见各处云雾缭绕，暮色笼罩山头，敌人不敢夜战，只得仓惶撤退。我趁机撤出战场，连夜转移。
9月5日，华中军区来电，命令十六团撤出淮南，经六合、天长、仪征向高邮转移。10日上午，部队到达来安县东四港。十多天来，一个连的干部战士轮流抬着他，说“哪里有部队，哪里就有政委”。
同志，我父亲很难过。他说:“背我是好意，其实很难，不仅拖累部队，还让我很危险。其实把我带走比留下我更危险。我留下来可能还有生的希望，公私考虑把我带走也不好。”负责部队调动的师副参谋长朱云谦(解放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思虑再三，拿不定主意。最后，我和彭的负责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同意他的要求。指派了一个卫生员和一个警卫来照顾他，给他们留下了40块银元，把三个人换成了便衣。通过张山区委书记高占元同志，当地进步人士郑得到了妥善安置。
不幸的是，这一带的龙山乡副乡长张荣庞在出卖情报后不久就被敌人逮捕，他们三人被带到来安县北门活埋。
1955年供应制改为工资制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烈士的女儿，因为别人交学费，我不但不交，政府还给我发衣服和生活用品。我的新北京第十一小学是军委总政治部办的学校。小学毕业前，我要填一张表。我妈特意用红墨水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才知道我爸是个老红军。
74岁的周菊来先生在去卢沟桥抗日纪念馆的路上。当时记者问他们纪念馆怎么走。周老先生直言:“你跟我们走，我们就去。”交谈中，记者了解到，这位看上去身材高大、精神矍铄的老人，是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批幸存者。他们一共去了七八百人，回来的只有四五十人，周菊来就是其中之一。
当得知记者要采访一些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英雄时，周老先生精神一振。他说:“那时候我还小。我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只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我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为了保护党员差点被日本鬼子打死。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如果他还活着，应该已经93岁了。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和哥哥从小就加入了共产党，多次在战场上杀敌立功。有没有兴趣给你讲讲我父亲抗日战争的故事？”
真的很难去任何地方。不需要太多努力！原来周先生家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记者连忙答应了。第二天下午，在清河小营公园，周菊来先生讲了父亲的抗日故事。
爸爸用生命掩护了他的战友。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记者比约定时间提前十分钟到达了美丽的公园。周莱先生和他的妻子李随后赶到。周老先生还沉浸在参观卢沟桥抗日纪念馆的愤怒中。会议的开场白是:“参观完卢沟桥抗日纪念馆有没有留言？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坚决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将取得伟大胜利’这几个字。父亲在世时，要求我们牢记国耻和家仇。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简直太残酷无情了。看看那些小册子和历史记载，很真实，仿佛把我拉回了那个黑暗的年代……”
周先生激动得满脸通红，眼里满是对父亲的思念和对敌人的怨恨。他几乎完全陷入了回忆:我是河北辛集人，家在农村。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才七八岁。当时我父亲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地下党员。这是我后来了解到的。那时候党是秘密组织，我家根本不知道。我依稀记得我们前院有一个放柴火的房间，房间中间有一面夹层墙。外面看起来是墙，其实中间是空。里面有个地窖，是专门用来掩护地下党员的。
1942年的一个早晨，我和哥哥、妈妈、奶奶在睡梦中被惊醒。日本人因为某种原因包围了我们的房子。那时候我已经十几岁了。看到屋内外都没有父亲，我知道事情不妙，就和弟弟跑到前院。平时父亲经常半夜在前院的柴房里和一些人商量事情，但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当我和弟弟跑到前院时，父亲已经在被一群看起来像“皇军”的人审问了。我只记得那个人对我爸吼:“说，你把那八路藏哪了？你穿的八路军的布裤子是怎么回事？你是八路！”父亲恳求道:“先生，我是这里的农民，这里是我的家。我怎么会是八路呢？”
日本人根本不相信我父亲说的话。他们到我家后院，也就是我家睡觉的地方，进行全面搜查，但是一无所获。回来和我爸打。他们用外套蒙住我父亲的脸，用枪托打我父亲的头，使他痛苦地在地上打滚。后来我用扁担使劲打我爸的腰。最后所有的杆子都打折了。父亲还是没有说出8号路的藏身之处。恶魔之父的声音惊动了我们周围的邻居，还有住在我们周围的老乡。他们看到我父亲被打，就跪在地上求饶，并证明我父亲真的不是八路军。村民们还从自己并不富裕的家里拿出仅有的积蓄，也就是几毛钱的零钱，给了日本人。但是日本人一点也不看不起他们，把村民们要过日子的钱撒在地上。我妈哭着跪下来求鬼子不要打了，可鬼子还继续残忍地打她。
在父亲生命垂危的时刻，前街响起了集合的号角。最后，日本人把枪口对准了我父亲的头。但最后，我没有开枪，用铁枪筒打了我父亲的头，转身集合。我父亲快死了，这是我的生活。
后来，我得知我父亲被殴打是为了掩护几个地下党员。当我父亲被打时，那些人藏在我们柴房皮墙内的地窖里。那天他们正在开会，日本人突然闯进来，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父亲还穿着当时只有八路才穿的卡其布土布裤子，几乎暴露了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平时他们开会，外面会有看守。是“卖油条”的声音。如果有人卖油条，那是安全的；如果不是，那就是一种情况的证明。
那次挨打后，父亲半年多不能起床。他被运送到县里养伤，我们家看不到他。之后，父亲被调到县里工作。父亲回忆说，他挨打时包庇的一个人叫鲁达，解放后成了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爸爸指示我填写入党申请书。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内战仍硝烟弥漫。这一年，父亲亲自送弟弟去参军。临走时，他教育我弟弟，一定要听党的话，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进取。不久，我的兄弟也加入了党。
1947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因为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的突出表现，被校长选中，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CPC)。那时候我才15岁。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我15岁，相当于今天11、12岁的孩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父亲一直在这方面很活跃，所以我答应了。结果校长给了我一张入党申请书，让我填好，还反复告诉我，除了我自己，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父母老婆孩子。我一看就懵了，被要求填的什么都不懂，比如社会关系，家庭情况等等。
无奈之下，我只好去找父亲。我爸拿着申请表说:“谁让你填这个表的？”我说:“是校长。”他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