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明朝那些事儿》的“悦读笑果”消费快感与娱乐经济背景下的历史
当年明月，本名石悦。1979年出生在宜昌一个普通干部家庭，曾经是广东顺德海关公务员，以《明朝那些事儿》成名于互联网，截至2014年《明朝那些事儿》累计销量过千万册，创下中国图书销量奇迹。作为由历史事实编辑而成的小说，当年明月的书无疑是成功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清这种现状之后的社会现实。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明朝那些事儿》的生产与消费是符合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的。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以此论述来打量《明朝那些事儿》，我们便会发现其生产与消费也正好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但问题是，马克思的论述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明朝》能够形成如此巨大的阅读奇观与销售奇迹。而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深入到历史题材生产与消费的历史语境之中。也就是说，《明朝那些事儿》的出名有着其自己特定的历史条件与背景。
把历史题材的生产与消费代入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的变迁轨道上，我们便会发现其中的一些秘密。在精英文化时代，历史题材的生产主体无疑都是精英人物，他们或者是长期研究某一历史领域的专家学者(如吴晗，黄仁宇等)，或者是对某段历史经过长时间材料准备才敢动手写作的作家(如《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少年天子》的作者凌力等)。这种生产的突出特点是“慢”(如吴晗“写《朱元璋传》，前后经过二十年，写了四次”。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这种慢既意味着写作的严谨，也意味着精英文化往往遵循着“慢工出细活”的生产逻辑。这也就是一些所谓的历史名著，这些经过反复推敲的历史，在史学界里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而由于这样的历史文本中往往蕴含着作者严肃的思考，所以读史并非轻松愉快之事，它需要读者全身心的投入。而一旦读懂读透，读者总会有大收获。在此意义上，培根所谓的“读史使人明智”的功能也就真正落到了实处。
然而，在大众文化甚嚣尘上的时代，历史题材的生产与消费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首先，生产主体变了。历史题材的生产者不一定再是学有专长的学者和作家，而是具有编剧能力的导演和小说家(如《英雄》的导演张艺谋和编剧李冯)，擅长演讲的教师(如《百家讲坛》的纪连海与易中天等)，在网上BBS论坛活跃的草根写手(如当年明月与赫连勃勃大王等)。其次，生产方式变了。如果说原来的生产主要是文字产品或由文字到影像，如今的生产则是影像化的文字或从影像到文字。比如，因《百家讲坛》而迅速蹿红的主讲人，其文字产品也会很快走向图书市场。影视同期书则从另一个方面演示着从影像到文字的生产过程。第三，生产周期变了。在历史题材的生产中，像黄仁宇、吴晗那种十年、二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已几近消失，充斥于市场中的大都是匆忙之作。它们能否成为长时段的常销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成为短时间内流行的畅销书。第四，生产原则变了。如今的历史题材生产遵循快乐原则而不遵循或少遵循真实性原则，于是戏说、搞笑成为历史题材生产的流行色。这意味着不能逗人发笑的历史题材将无法拥有市场。历史题材经过如此生产之后，也形成了与之成龙配套的消费特征：好看。而这种好看经过千百万受众的认可之后，如今差不多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原则。所以说，在快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所接受的是一种夸张式的、取巧式的历史写作，许多的历史事实成了各个写手夸张表现的材料。
一旦把《明朝那些事儿》定位成“娱乐经济”，那种好看的写法、游戏化的隐性结构、“轻松读历史”的诱惑，书商的高调宣传与炒作、青少年读者的“悦读笑果”等等便全部有了着落。概而言之，在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不断熏染下，当下业已形成了“娱乐至死”的时代氛围，而受众不断增长着的娱乐需求又不断刺激着娱乐产业的扩大再生产。
所以说，很多人在感叹于历史的无趣的时候，一些投机分子也在极力渲染着历史。当下各个借用历史背景的小说也渐渐被翻拍成影视剧，结果，历史成了偶像剧，历史人物成了成名角色，原本真正的历史在人们的数次渲染下慢慢接受着现代文化的改造，最终成了这时代背景下最大的牺牲品，但是人们却也能阅读的是津津有味。也许时代限制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希望还是不要在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蹂躏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